办公室里,前来送文件的内卫军官已经走了,尤里看着文件盒上扣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封戳,就知道这肯定是丘亚诺夫动用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关系才搞出来的。
必须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但凡归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的案件,档案资料都不是一般人能搞出来的,因为这个部门有很特殊的独立执法权,除非有来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命令,否则的话,任何非系统内的人员,都无权调阅他们的档案资料。
就拿尤里来说,以他现在的身份,想要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将伊戈尔的案件存档调出来都没可能,更何况还是原件,而不是影印版的。
但是呢,人家丘亚诺夫就能拿出来,他现在人还在明斯克呢,肯定不是亲自来的,估计就是一个电话搞定的,这说明什么?
毫无疑问,这就说明丘亚诺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有绝对的死忠,他们将存档原件拿出来,都不怕事后有人去调查,这等于是在贝利亚同志的眼皮子底下搞事情啊。
简简单单的一件事,证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丘亚诺夫这个人不简单,当然,这个人肯定是不简单的,简单的人也不可能联合贝利亚干死了叶若夫那种狠人。
第二,看似能力无限的贝利亚同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掌控,其实也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严密,这个庞大的暴力机器里,还不知道被人掺了多少沙子呢。
贝利亚同志在监控别人的时候,想来那些有能力的人,也在想尽千方百计的监控他吧?
看着面前这个厚厚的文件盒子,尤里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欠了一份很大的人情啊。
没有直接去看这份文件,尤里拿过电话,让接线生转接了乔亚诺夫的办公室。
电话很快接通,接电话的人就是乔亚诺夫。电话里,尤里向对方道了谢,而乔亚诺夫倒像是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两人闲聊了几句,直到通话快结束的时候,乔亚诺夫才说下个月回来莫斯科一趟,如果方便的话,到时候可以一块聚一聚,还说可以把崔可夫同志也叫上。
对于这样的提议,尤里当然不会反对,当即满口答应下来,还问了确切的时间,以便能够提前做做准备。丘亚诺夫说了个时间,两人又说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电话挂断,尤里拿出自己的记事本,将丘亚诺夫说的日子记下来,又用内线给克留奇科夫打了个电话,将这个日期告诉他,让他提前两天提醒自己一下。
许是因为心里有了危机感,尤里有意无意的开始组构自己的关系网络,而乔亚诺夫显然就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以来,尤里在构建人际关系这件事上,其实一直都很保守,除了与赫鲁晓夫之外,他平素来往比较密切的,也就是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在内的少数军方将领,当然,还有一些他曾经的下属。
在尤里的潜意识中,斯大林同志还活着的时候,交往太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不是一件好事,没看到那些被弄死的人动辄就被扣上什么什么“集团”,什么什么“团伙”的帽子吗?可以确定的是,斯大林同志最讨厌这种拉帮结派的行为,所以,除了日丹诺夫那一伙子与他有特殊关系的人之外,就没有谁敢在这方面搞小动作了,即便是有,也主要是集中在地方上,亦或是偷偷摸摸的。
所以,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这些个主席团成员之间,谁跟谁都走的不是很近,这里没有派系分别,只要一个斯大林同志派,不属于这个派系的都被打倒了。
即便是到了现在,尤里也没打算在莫斯科的核心权力外围搞什么小团伙,当然,他也没有搞小团伙的目标,因为他也是比较独的一个人。现如今,尤里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想法,很多事情都是靠着危机感催生的潜意识去做的。
挂断了打给克留奇科夫的电话,尤里的注意力才转移到面前的文件上,他犹豫了一番,才伸手扯开文件盒上的封签。
盒子里放着厚厚的三本档案,最上面一份是案件综述,主要是介绍“布亚尔斯基案件”的侦办过程的,里头列出了所有牵涉到这个案件里的人,包括所谓的罪犯以及举报人,当然,还有参与案件侦办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反谍人员。
第二份则是审讯记录,这里头包括举报人的供词、罪犯的供词,还有审讯过程中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这个东西很繁琐,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安排的记录员都是依照严格的记录标准来记录的,他们不仅需要记录那些对话,还要记录罪犯说这些话时的表情、语气,甚至是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
尤里看得很仔细,他甚至在这份记录上耗费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等到看完的时候,天都黑了,其间克留奇科夫来问过他是不是要回家,他只是打发对方先去接安捷莉娅,把她送回家,然后再回来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