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老班长话特别少,队里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问石峰,石峰问胡海庆,问了一圈没人说得出个所以然。胡海庆倒是挺健谈,石峰还给他起了个外号:猛子。三人很快就混熟了。
临睡前,老班长没有安排值夜,只反复叮嘱我们:“都去睡,不许醒。”
我害怕野兽,也怕叛军会追上来,却还是勉强闭了眼。
那一觉不安稳。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老班长在咿咿呀呀地喊,像是呻吟。我想起身去看,可全身像被压住,动弹不得。鬼压床。我睁着眼,却只能看着他……看着他做那些事。
他在做什么?
他在玩自己的脐带。
老班长蜷缩着身体,四肢收在胸前,像个胎儿。他双手不断地交叉旋转,反复往前一送、一收,就像真的在拉扯一条什么东西。嘴角挂着一个诡异的笑,那是我在任务期间从未见过的神情。
我想尖叫、想挣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他“出生”,或者说……变成某种别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我不是唯一的目击者。
众人都保持着睡着的姿势,然而眼睛却睁着。
黄工面无表情,石峰眼神躲闪,胡海庆眼带惊喜。
我们都成了这场“死亡与新生”的表演里的观众。
而我们的沉默,是最合格的参与方式。
“咿呜呜——”
“咿呜呜——”
那到底是哀嚎,还是欢喜?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一夜开始,一切都变了。
第二日。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山口,渗入洞穴,我们都醒了。
除了老班长。
他仍保持着昨晚的姿势,再也醒不过来。
黄工检查后,说是高寒与缺氧引发心血管意外。
我不信。
老班长是土生土长的藏人,五千米海拔的风雪,他比我们谁都熟悉。要真是缺氧,那我们几个外地人怎么还活着?
或许真有什么东西一直环绕在我们身边。是那座祭坛,或者,是它背后的什么。
我耳边仿佛还回荡着昨晚那一声声“咿呜呜——”
可黄工坚决不让带尸体回程,命我们就地掩埋。
老班长就这样埋在了洞口冰冻的泥土下。他死时嘴角带笑,可我怎么看都不像他。
冻土将他盖住,恐惧则盖住了我们的悲伤。
是我们“杀”了老班长。是我们。
掩埋完毕后,黄工忽然说,要与我们三人分别单独面谈。
她的级别比老班长高。出发时老班长是指挥,现在他死了,黄工就是唯一的决策者。
我、石峰、胡海庆,依照顺序被叫去洞穴最深处,那座摆着牛头骨的祭坛前面谈。
我坐下时,声音比想象中颤得更厉害。
黄工问:“你家几口人?祖籍在哪?”
我如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