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对于英国在全球收缩阵线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却不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刚刚战胜了同盟国的英国怎么可以不经过一场战争就主动收缩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形象的。劳合乔治左右为难,他既不想得罪国内的选民,却也知道英国也许是该和俄国人妥协了。
法国人已经开始躺下,克里蒙梭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法国和德国既然已经签订了和约,那么剩下的问题就该是自己的后任来接手了。当然,虽然法国报纸开始把凡尔赛和约视为法国的耻辱,认为克里蒙梭简直就是在放纵德国人,几百万法国人的血都白流了。
但是没有人愿意让克里蒙梭在这个时候辞职,因为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还没有得到保证,谁也不能确定换个人上台能干的比克里蒙梭更好。另外,大家都觉得,反正法国人已经接受克里蒙梭出卖了祖国的观点,那么就干脆把剩下的问题一起解决了,没必要再让别人来背黑锅了。
和英法陷入焦头烂额不同的是,美国和中国在11月份倒是更为接近了。在签署了一个中美贸易大单之后,11月21日,吴川代表中国和美国国务卿签署了提升中美外交等级的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双方的外交关系将从公使级提升到大使级,同时美国也同意放弃了之前和满清所签署的各项协定,和现在的中华民国重新签署一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中美协定。
美国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在中美宣布提升外交关系后,很快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古巴等国都向中国发来了外交谈判的致电。北京政府授予了吴川以全权代表,负责同这些国家进行建交或重新确定外交关系的谈判。
11月24日,法国外交部决定和中国提升外交关系,并就中法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协商。吴川让王葆真、陈友仁和法国人谈判,让王廷正和顾维钧前往德国、东欧等国进行谈判。英国人最迟在11月27日,授权英国驻华公使和北京政府洽谈外交关系的提升。
中国和各国的外交关系中,最为复杂的就是中英关系,因为英国在华拥有着最大最多的特殊利益。英国一点都不想放手这些利益,但是在中国掀起的一系列外交关系谈判中,英国政府不能表现的过于帝国主义了,在各地出现了这么多反英游行暴动之后,英国并不希望中国也加入其中。
但是英国政府也知道,加入他们以吴川作为谈判对象,那么英国必然会损失极大的利益,因为对方在和会上对于英国的挑衅,已经探明了英国政府的底线,线在谈判中吴川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反过来英国方面和北京政府直接谈判,就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了。
英国在华外交官向伦敦报告过,北京现政府更需要英国支持他们对抗共和党。1919年对于共和党来说,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河北到山西、从山东到河南,共和党在这些地区掀起的大型基建工程,正迅速的改造着北中国的社会生态。
中国的资本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时候,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河北、河南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现代工业和手工作坊,从而能够把地方上的特产加工成半成品运到各港口出售给洋行或本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工业和手工作坊大多规模极小,也只局限在食品加工行业。能够改善一下当地一些家庭的生活,并不能改变当地的经济结构。
再加上,北洋官吏实际上并不比满清官吏出色多少,他们治理地方不是以发展经济为优先,而是以安定地方为优先考虑的,所以虽然满清变成了民国,这些地方上的社会依然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对于一些人举办工厂和作坊,官吏都是想着先敲上一笔再说。而这些工厂作坊和洋行发生了冲突,也都是偏帮洋行为主。
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加上遏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使得战争期间的关内各省经济发展远不及关外及山东、天津等地,也不及被列强直接控制的各港口城市。
在看过了上海、武汉这些租界后,再看看内陆各省城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刺激年轻知识分子的,也很容易为国民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所吸引。毕竟三民主义讲的,就是如何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国民党在掌握了北京政府后一度是很乐观的,认为只要按部就班的发展下去,国民党就能在各省生根发芽,从而能够压制住共和党的发展。
当然,国民党没有预料到的是,共和党实施工业化的方式完全就是不惜代价,不顾后果,不能理解。不惜代价是指共和国对于工业化之前的地区基建投入,完全超出了这些国民党党员的想象力,他们捞一辈子钱都未必能完成其中一个项目。
不顾后果,就是在推动地区工业化和基础建设时,共和党既不怕借债,也不怕得罪当地的士绅大户。任何试图挡在计划面前的人或村子,共和党都不忌惮于使用最为暴力的手段。比如河南的一个村子拒绝让出自己的土地用来建造公路,这是一个土改后的村子,共和党采取了强制迁移的办法,把反对者都迁移到了关外和新疆去。
不能理解,就是共和党的工业计划,大多数国民党人都看不懂,他们不明白为了修建一个化工厂,还得修建多少个配套工厂。为了培训这些新工厂的工人,还需要修建新式的学校等等。
共和党的这种大工业建设,在短期内就让一个地区焕然一新,这些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对于工人的培训又粉碎了乡村对于这些年青人的束缚,从而让他们迅速的变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人。他们不再是某村,某家的儿子和女儿,而是某某工厂的工人,某某班组的成员。
在见识到了这些昨天还是田中农民,今天却已经成为某个新城市居民的工人的变化。国民党党员和关内的士绅们,才真正搞明白了为什么关外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社会改造力量,不是他们拿着四书五经和三民主义就能抵挡的。
一座工业城市和一群工业城市所带来的那种社会活动力量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工业城市通过公路和铁路相互联系,把周边的乡村分割成了一片片,乡村内部的秩序,那种自古以来亘古不变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大变革下,迅速的破碎了。
过去,哪怕是再怎么厌恶农村生活,乡村里的年轻人也无处可去。但是当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出现在附近时,想要冲出乡村改变人生的乡村年轻人就有了一个人生目标。这也是上海开埠之后,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原因。
试图和士绅联合的国民党,在共和党推动的工业建设面前一败涂地。那些开始了基建的地方,几乎都成为了共和党的拥护者。国民党想要翻身,就不得不依赖于南方被列强控制的地区,只有在那些地方,三民主义才是有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