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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第2页）

5。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研究社会主义离不开研究资本主义，因为这始终是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形成再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孕育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促进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了高级阶段；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暴露出来的尖锐矛盾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20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却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陷入弱势，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进程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每当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危机之时，就是社会主义发展**之时；每当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上升阶段之时，社会主义总是遭遇困境。

历史经验证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也是极容易犯以“左”或“右”为主的片面性错误的敏感问题，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后，当福山宣布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又成为一个热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之后，资本主义为何会暴发危机？金融危机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这些问题又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Rriffith）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垄断资本家、政客及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信用危机”，而是一场体制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危机，是被马克思称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7]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Wadi'hHalabi）认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危机，是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生产能力过剩（或者比例失调），是人们从今天的全球性危机中所能感受到的巨大损失的根源。”[8]古巴经济学家马丁内斯（OsvaldoMartínez）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是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非正常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在，甚至是必要因素。资本主义的特殊逻辑在于必须通过破坏生产力才能进入下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目前的危机显然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已病入膏肓。”[9]希腊共产党（KKE）中央政治局委员吉厄戈斯·马瑞诺斯（GiosMarinos）在谈到当前的金融危机时指出，危机真正的原因是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激化，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爱尔兰共产党认为，当前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信用崩溃”，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在金融领域里的表现。[10]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具体的救市措施只能使危机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最终是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我们认为，汲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当前共产党人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完全妖魔化，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阶段，它相对于封建主义毕竟是一个进步，而且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取得过十分惊人的成绩。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成果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本身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不仅比封建主义进步优越，而且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优势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片面地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夸大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视资本主义已是完全腐朽的制度，力求尽早消灭之，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现实，学会与现代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善于学会取它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壮大自己。对国际资产阶级也应该持此态度，不能简单地视资产阶级为阶级敌人，一味强调斗争、不妥协、不交往，而应学会统战，与之交朋友，力求与资产阶级协商、对话、共处。第二，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完全神化，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看，资本主义的确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否则不会有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本质，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认清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本性，对之不抱任何幻想。在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长期共处中，要心中有数，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第三，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认识应该更加理性，应该高度关注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研究。

6。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时髦话题，中外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的界定、阶段的划分、起因的剖析、特征的描述、本质的探寻、影响的分析及对策的找寻等方面。尽管意见分歧较大，但在三个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第一，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只能参与，不能回避；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影响已经充分显现，有些影响将逐步显现；第三，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不一样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因此，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挑战大于机遇。

而在经济全球化认识方面之所以会出现较大的分歧，根源在于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目前，国内外学者和政要关于经济全球化本质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一种历史现象，不可否认它存在进步性，但从根本上讲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价值观和制度的全球扩张。”[11]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12]还有的人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或国际化。如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跨国公司的发展恰恰代表了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经过了自由竞争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几个阶段，目前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正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正是以资本自由为目的的全球化，无论在何处、何时，为什么，以什么方式，为谁、与谁投资，其目的都是获取最大的利润。跨国公司是私营资本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大规模和最高级的形式。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实质是资本国际化，反言之，正是资本国际化才推动并造就了经济全球化。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的全球化，即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如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贸易和投资开放的行列，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加速了。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走向市场经济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全球普遍进入市场经济时期。

以上分析均有一定的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但问题在于，我们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不一样，会导致对经济全球化采取的态度不一样，相应也会导致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方针政策不一样。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西方化，那么，当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时，就等于说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可避免；当我们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时，就等于说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如果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成为符合历史潮流的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成为符合历史潮流的事，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正如西方学者预言的那样“终结了”。我们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至少在现在缺乏根据。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化，就是西方化，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选择只能有两种，一种选择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主动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我们的目标就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了。另一种选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加入反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从根本上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此可见，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存在诸多悖论。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那么我们就应更深入地研究资本的本质，研究资本全球扩张的新特点，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应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避免资本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的全球化，即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那么，我们则需要研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更迅速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来规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遇到的挑战。

总之，我们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在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时，必须首先弄清楚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同时，还要弄清楚经济全球化的起因和动力是什么，经济全球化经过了哪些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有哪些，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等等。

7。全球问题与社会主义关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13]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尤其是人类之间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增强，攸关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频繁发生。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有所抬头，威胁着人类安全。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人口膨胀、贫困、疾病流行、经济危机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国内外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运动等都着力探索和解决此类问题。

全球性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到底该如何解决？国外学者和政要大致持三种观点：一是全球性问题就是全球化产生的，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就必须反对全球化。“冷战”结束后的反全球化运动就着力于此。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关于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著作《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中作了这样的概括：“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给了我们什么……此时此刻有8亿人口挨饿；10亿人口是文盲，40亿人口生活贫困，2。5亿儿童要做工，1。3亿儿童受不到任何教育，1亿孩子流落街头，每年有1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贫困和可以预防或可以治愈的疾病；多个国家内部和多个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生态环境遭到无情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不能恢复的重要资源正在迅速被浪费和消耗；大气、地下水、河流、海洋受到污染；气候的变化已经带来了不可预言的、明显的后果。本世纪（20世纪——引者），1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消失了，还有同样面积的土地变成了沙漠或无用的土地。”[14]二是全球问题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这些问题的存在或多或少的同资本主义有着密切联系，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也不能依赖于资本主义，而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2015年年底，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在阻止气候变暖方面，资本家和私人企业无能为力。这些观点也恰恰印证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三是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全球治理结构出现问题造成的，是由西方主导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因此，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寻求建立全新的全球治理结构。许多学者认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发展，和平共处，互相竞争。因此，社会主义运动要面对现实，适应已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更新战略和策略，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积蓄力量，不断壮大自己。

8。国际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

过去，资本主义危机之时，就是社会主义复兴之机。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资本主义，也同样冲击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受到的冲击丝毫不亚于资本主义。这次危机不仅打击了世界各国的右翼，也同样打击了左翼，左翼受到的打击丝毫不亚于右翼，我们甚至看到全球整体向右转的现象，许多过去执政的左翼政党丧失了执政地位。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与20世纪以往几次经济危机有许多不同，对社会主义的影响也十分不同。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暴发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孤立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因而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相反利用资本主义危机使苏联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20世纪70年代暴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两个不同阵营，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影响。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暴发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虽然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受到了较大的损失。

此次危机暴发后，我们看到，在国际范围内，有许多政党、政要都在探讨社会主义问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化，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从社会主义中寻找解决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出路。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西方学者和国外共产党、工人党今天热谈的社会主义与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许多不同。西方一些学者在谈论社会主义时，很少关注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道路，他们简单地把“国家干预”和“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而把“自由市场”与“私有化”看作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化一部分私为公称为“社会主义”，同样的逻辑是，我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在走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把“宏观调控”称为社会主义，同样的逻辑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就是走向了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不能按照西方的逻辑来界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按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也必须按列宁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现在必须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因此，当前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根据经典和经验来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后，此后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主标题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也都围绕这一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围绕此问题研究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研究论文、学术专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材和学习读本以及内部研究报告，还有不同类型的研究网站、微信平台和电子出版物，集中起来完全可以办一个规模盛大的图书馆。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后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这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绝大多数学者只是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单个领袖人物思想的研究，即分别研究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以及这种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上的地位和作用，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割裂了这一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第二，许多研究没有处理好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只讲发展、创新，不讲坚持、继承，没有很好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之间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第三，有些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和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作简单对比研究，甚至还出现了用后一种理论来否定前一理论、用贬低前一种理论来抬高后一种理论的倾向。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有人认为毛泽东只讲“阶级斗争”忽视经济社会发展，邓小平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发展，江泽民只讲全面发展不讲全面协调发展，而党的十六大以来既讲全面发展，又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简单对比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深入研究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对我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国外也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专著，如美国政要基辛格的《论中国》、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较大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尤其是中国在成功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值得理论总结。西方学者，不管是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还是用“中国道路”抑或是“中国经验”，都在试图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经验的比较中总结和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二，对国际学术界来说，历史上的中国是神秘的，现实中的中国是充满变革与活力的，未来的中国是难以预测的。但不管怎样，中国近40年来经济持续增长，本身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样本。在国际学术界，苏联、东欧为何会发生剧变和中国为何能够取得成功，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两个世界“历史之谜”。第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高层的频繁互访，加大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近几年中宣部、中央外宣办组织专家学者赴欧、美、俄、日、印以及东南亚、中东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介绍党的代表大会精神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当地媒体、智库开展对话交流，受到欢迎，产生良好反响。伴随着中国学术“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也日益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引起了更多学者和政要的关注。但需要说明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误读。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走的是“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今天执行的是一种类似于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有的学者甚至直言，中国道路其实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的学者攻击中国政治制度，认为中国模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政治上的专制主义。

总的来看，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如何开辟的？它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各个阶段取得了哪些成就，各个阶段的发展有何特点？它的理论体系是怎样的？它包含哪些内容？它在哪些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或普遍性，又在哪些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即个性或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哪些重要意义？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将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学者曾断言，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人类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是20世纪末暴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是21世纪初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再接着是2008年暴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人们从资本主义的一次又一次危机中感受到，资本主义不行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人们十分纠结，人类将通向何处？有无更好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外就有许多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前景。有许多学者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能说明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是具有生命力的，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如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特·贝格曼撰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景》、巴西圣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科·维夫特撰写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美国教授约翰·罗默撰写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法国哲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撰写的《明天的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撰写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等大都是在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探讨未来社会主义的走向，设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些学者的研究达成了如下共识：其一，目前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一定会迎来缓慢行进的前景；其二，社会主义在无法迅速替代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在巩固阵地的同时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其三，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特色将更加突出；其四，汲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将更加受到重视；其五，社会主义将更加关注全球问题和人类共同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