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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的回忆记我的父亲1（第2页）

然而，在后来抗日战争困难的年代里，当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人民实行法西斯高压时，我们家的气氛则又是另一样了。那时，爸爸的悲哀、欢喜，都化作了愤怒。一九四○年下半年，皖南事变前夕，当我们家住在桂林花桥附近的施家园时，爸爸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谈论的是国民党如何闹摩擦，不打日本。我在一旁听着，在大人们情绪的感染下，也十分愤慨，便天真地说道：“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因此，爸爸在一九四○年年末写的《寄慧》中有这样一段：

“如同朝雾笼罩在北江上，

忧郁罩在我的心里，

但是，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

我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火，

烧破我的忧郁。

慧！请你叫立立大喊一声吧：

“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

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

在这以后，爸爸一直是愤怒的。一九四二年，中山大学闹学潮时，学生们经常到我们家来，有时和我爸爸妈妈商量斗争的对策，有时哭诉特务对他们的迫害。接着，爸爸妈妈便愤怒地退去了中山大学的聘书，到了桂林。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在湘桂战事中大溃败，当官的比当兵的逃得快，当兵的比老百姓逃得快。我们一家随桂林师范学院撤退到柳州，又沿邕江北上，准备去贵州。然而，还没有到达贵州境内，日寇已打到独山，我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眼看桂林师院也难以维持下去。哥哥看到家里的困境，另找出路去了。爸爸妈妈便带着我，和桂林师院师生一起在桂黔边境邕江两岸的山水之间辗转流离了半年多，最后于一九四五年春到达贵州平越。

抗战胜利后，面对着美军的横行和国民党挑起内战，爸爸更加愤怒。抗战胜利一周年时，在《真令人回答不出了》一诗中，爸爸写道：“一年了，胜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薪水涨了五六百倍，美国货越来越便宜。美哉美哉，中华民国，马上就要美不胜收了。”同年还写了讽刺诗《谢谢你，美国人！》。在《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一诗中爸爸悲愤地写道：

“在这三分钟之间，

我数着那数不清的血债！

一篇篇的血债，几时才能清算呢？

我恨不能象原子弹似地一下子炸开：

我心里充满着要说却说不出的话语。”

由于爸爸这些愤怒的诗以及他和欧阳予倩先生等积极开展了进步文化活动，特务给他寄来了恐吓信，于是我们全家不得不于一九四六年底离开桂林去上海。到上海后，在吃饭、住房样样难的情况下，爸爸写了《我好象到了一个鬼世界》那首诗，用辛辣的笔调讽刺蒋管区黑暗的现实。

然而，愤怒中的爸爸充满了对新中国的向往，坚信全国解放的日子即将到来。对此，他在诗中写道：“不久，人们就会看见你的灿烂的果实。”

“铺路”与“作桥”

“要永远看彼岸的茫茫，无限的云山，

要永远看那荒城、古渡、那一片草原。

永远修桥，永远铺路，永远造船……

啊！在人生坊中，谁有权利旁观，望洋浩叹！”

这是爸爸一九二五年所写《告青年》（《洪水》半月刊一卷五期）中的一段。一九三○年爸爸又在《我的文艺生活》一文中更明确地写道：“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作什么都要紧。翻译或者强于创作。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见《大众文艺》：二卷五、六期合刊）爸爸确实一直把培养革命青年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把青年渡到革命的一边，爸爸自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脱离教学岗位。即使在不教书的时候，他也和许多青年朋友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新的旅途》中那首《给小母亲》就是爸爸为一位从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女青年写的。她是一位华侨巨商的儿媳，抱着抗日救国的热情，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和一双儿女，回到祖国，到了大后方的桂林，正好是我们住在施家园时的邻居。国统区的黑暗使她感到理想破灭，她还苦苦地思念两个孩子。因此，经常哼着忧郁的歌曲，漫步在施家园那座小楼四周的田野上。当她逐渐和我们家熟悉起来，爸爸了解她的情况后，就为她写了这首小诗，要她懂得“只有民族解放母亲才能解放”，鼓励她“更艰苦地为母亲的解放而战斗吧！”记得那位阿姨在念爸爸为她写的这首诗时，泪如雨下，最后竟激动得泣不成声了。

爸爸不论在哪个大学教书，学生都不仅爱听他的课，而且还爱到我们家来找爸爸谈各种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和忠告。学校中某些有反动政治背景的当局人物表面上都奈何他不得（尽管爸爸经常对他们很不客气）。

解放后，在自由的天地里，爸爸更加注意从红、专两个方面培养学生。现在，爸爸的许多学生，已是一些大专院校和机关单位的骨干力量了。前年，当爸爸妈妈的冤案得以昭雪，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时，他们从全国各地纷纷致以悼念。长春有一位同志拍来一副挽联：“译著等身，桃李春风，教泽长留宇内；辛苦备尝，沉冤得雪，党恩足慰泉台”……

夜深了，玻璃窗上结了一层霜花。我仿佛又看到爸爸在那深度的近视镜片后面，眯缝着眼睛在笑。啊，爸爸，你大概又看到了故乡那一片皚皚的雪原。在那厚厚的冰雪覆盖下，东北大野啊，像整个祖国一样，蕴藏着无限的希望和蓬勃的生机！

[1]注《冬夜的回忆——记我的父亲穆木天》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