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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2页）

[19]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11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0]有关“根基论”与“工具论”，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0～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1]Eri，TheAgeofEmpire，1875-1914，London，Weidenfled＆Ni，1987，p。146。

[22]有关论述参见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20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3]有关论述参见卡尔·休斯克（CarlE。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258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24]雅克·杜加斯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黄艳红译，1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5]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19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6]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Barth，1928—2016）主编的《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一书所收录的不止一个案例表明，语言的区分和族群的区分并无对应关联。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卡尔·G。伊西科维奇（KarlGustavIzikowitz）：《老挝境内的邻居们》，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106、132页。

[27]PhilippeChassy，“HoesSocialPer”，inDavidEvansed。，Languageay：DistheWorld，London，BloomsburyAcademic，2015，p。47。

[28]乔治·斯坦纳：《K》，见《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9]梁漱溟把“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定义，不过仍认为有可以参考之处。

[30]JaneKameheToicsofSpeeEarlyNewEngland，Oxford，OxfordUyPress，1997，pp。5，9。

[31]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D。Mignolo）：《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魏然译，2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2]DominiqueArel，“Laegoriesinsuses：Backward-orForward-Looking？”，inDavidI。KertzerandDominiqueAreleds。，dIdeicsofRaidLaionalsuses，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02，pp。92-120。

[33]DennisAger，IdeologyaainandLanguage，ultilingualMattersLtd。，2003，p。107。

[34]这方面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维克多·克莱普勒（Viperer）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5]菲利普·佩迪特：《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于明译，148～1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启蒙运动时期的另一些思想家则强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把“社会”放在“国家”之前。参见约翰·罗伯逊（Johson）：《启蒙运动的再思考》，关依然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38页。

[36]本书虽然关注的是语言民族主义，但语言统一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特有问题。周锡瑞（JosephW。Esherick）等提出，在15世纪的西班牙，语言已是“帝国得心应手的工具”。（JosephW。EsheriKayaliandErig，“IntroduJosephW。EsheriKayaliandErigeds。，EmpiretoNation：HistoricalPerspeakingoftheModernWorld，Oxford，RowmanandLittlefieldPublishers，Inc。，2006，p。3。）杜赞奇（PrasenjitDuara）也指出：“在伊朗，波斯语一直就是历史上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准则。”（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导论，12～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法国大革命的语言观亦受到此前天主教教会观念的影响，参见DavidA。Bell，“Lingua，Populi，LinguaDei：Language，Religion，andtheinsofFreionaryNationalism”，TheAmeriHistoricalReview，Vol。100，No。5，1995，pp。1403-1437。

[37]早期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KarlW。DeutsandSouniInquiryiionsofNational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66[1953]；JoshuaA。Fishman，CharlesA。FergusonandJyuptaeds。，LanguageProblemsofDevelopingNations，NewYork，JohnWileyandSons，Inc。，1968。

[38]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224～2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不赞同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单纯的“近代”现象，而要在传统社会寻找其踪迹和根源。葛兆光教授认为，在宋代，与“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同时，“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他视此为“近世民族主义”的“远源”。（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见《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131～1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与此思路相类，梅维恒（Viair）把现代国语和白话文追溯到中古时期的佛教翻译及变文传统。（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王继红、顾满林译，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58～4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这些追溯性的思考当然有其道理，不过，比这些古今相似性更重要的是，19世纪末以后中国人“自觉”地向西人学习民族主义，已经使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同意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转述的一个看法：一个思想传统的“特征”并不一定体现为它具有任何独一无二的“组成元素”，它们都可能在其他思想传统中被找到，可是，当这些元素被某一“统领性的观念”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格局”，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在其他任何布局中都没有的意义”。她主张，民族主义的特性在于它的“思想风格”。（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等译，导言，2页，注释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这提示我们，重要的是观察“特殊的格局”而不是其组成“元素”：由于“民族”这一“统领性”概念的引入，许多古已有之的元素发生了“化学反应”，最终形成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前近代的“类民族主义”现象，正是它们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根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会导向“民族主义”）。这两个（或许还有更多的）历史层次如何互动，应是今后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族群象征主义”就认为，现代民族是在前现代的集体文化认同语境中兴起的。详论参见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D。Smith）：《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9]任公（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清议报》第95册，1901年10月22日，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40]赵炳麟：《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见赵炳麟著，余瑾、刘深校注：《赵柏岩诗集校注》，153～154页，成都，巴蜀书社，2014。

[41]中国现代语汇中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一个是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而言的，另一个是在今日所谓“五十六个民族”的意义上而言的。为区分起见，本书将前一意义上的“民族”统称为“国族”（但“民族国家”一名仍保持原貌），而用“民族”称呼第二种意义。不过，若不是特定针对中国而发，以及在“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表述中，就仍沿用习见的“民族”一词。

[42]语言学家陈力卫教授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很有价值，参见陈力卫、曹南屏：《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和越界——陈力卫教授访谈》，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155～160页。

[43]黎锦熙：《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见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61～1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国语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通史性质的著作或资料，还可以参见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台北，“国语日报社”，1965；PeterJ。SeyboryKuei-kegeds。，LanguageReforminentaary，NewYork，M。E。Sharpe，1979；方祖燊：《国语运动简史》，见《方祖燊全集》第6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潘悟云、邵敬敏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主要是对语言学学术史的讨论，也极具参考价值。

[44]黎泽渝：《黎锦熙先生年谱》，载《汉字文化》1995年第2期，55～62页。曹述敬：《黎锦熙先生著作目录系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20～31页。

[45]国民政府教育部第36622号部令，1941年11月2日，见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国语推行重要法令》，8～9页，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1942。

[46]罗常培：《罗常培个人工作计画及韵书研究组工作计画》（傅斯年致蔡元培，1929年1月31日，附件二），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184～18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吴敬恒（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见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25～60页。温锡田：《中国之罗马字拼音流变述略》，载《国语周刊》第136期，1934年5月5日，第1版。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上海，中国语文教育学会，1939。拓牧：《中国文字拉丁化全程》，上海，生活书店，1939。周有光：《汉字改革运动概论》，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载《文字改革》1958年第1期，15～16页。

[47]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收录自明末到民初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和有关史料20余种，未署编者名），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1958；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其个人著述有：《中国拉丁化运动简表》，上海，中国拉丁化书店，1941；《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1979；《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48]马西尼（Frederiasini）：《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陈昌来：《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袁晖、管锡华、岳方遂：《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49]Eri，NationsandNationalismsin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10，p。110。

[50]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写在前面”，2页。

[51]关于德范克的生平，参见德范克教授的朋友们：《追念JohnDeFrancis教授》，吴文超译，载《语文建设通讯》第92期，2009年4月，1～4页。

[52]JohnDeFranandLanguageReforminiversityPress，1974，p。viii。按：该书完成于1947年，初版于1950年，这里参考的是其重印本。此书出版后，李方桂（1902—1987）、杨联陞（1914—1990）等都写了书评。李方桂书评的译文收入《汉藏语论文集》（560～56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杨联陞书评的译文收入《汉学书评》（196～1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3]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见《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195～33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村田雄二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见王中忱、刘晓峰主编：《东亚人文》第1辑，135～1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汉字简化浅论——另一个简体字》，见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2辑，292～30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TheLateQing‘NationalLanguage’IssueandMonolingualSystems：FoPolitiaeseStudiesinHistory，Vol。49，No。3，2016，pp。108-125。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李霞等译，231～23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