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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5页）

[146]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6页。

[147]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见《刘申叔遗书》下册，1441～1442页。

[148]以上两段参见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见《刘申叔遗书》下册，1439～1440页。

[149]卫斐列（FrederickWellsWilliams）：《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10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0]详论参见艾田蒲（Reiemble）：《中国之欧洲——从罗马帝国到莱布尼茨》上卷，许钧、钱林森译，280～2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不过，自19世纪以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上最早的语言”或“原始语言”的价值在进化的原则下被负面化，成为落后的标志。（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253～256页。）这和前引王炳堃所谓“中国之所以得成为中国者”和“中国之所以仅成为中国者”均在“文字”一语，可以对读互证。

[151]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汉字字体的变迁，先圣造字精义已失的说法，也不是近代的产物。清初周亮工（1612—1672）已云：“上古文字朴简，立象以尽意，故两仪八卦而外，则有虫文鸟迹，以经纬天地之形，错综人事之纪，莫不粲而有理，条而有章，与日月星云同其烂漫也。其后篆籀变为分隶，分隶变为行草，遂纷纶悠谬，莫可纪极。”（周亮工：《广金石韵府序》，见《赖古堂集》，31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52]沈学：《盛世元音》，6页。

[153]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5～6页。

[154]沈颐：《论小学校之教授国文》，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1909年，5页。

[155]汉字已不象形，也是废汉字论者后来不断重复的理由之一。乐嗣炳（1901—1984）在193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就因此提出，方块汉字还不如篆文好认。（乐嗣炳：《国语学大纲》，94页，上海，大众书局，1935。）对比前引章太炎说，此论尤可见出废汉字一方论点不断扩展的过程。

[156]严复：《英文汉解》，见《严复集》第2册，2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其所谓“四象”，乃象形、象意、象事、象声。

[158]卢戆章：《变通推原第二章》，见《万国公报》第81册，1895年10月，15541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159]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6页。

[160]谭嗣同：《仁学》，见《谭嗣同全集》下册，3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1]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24页。

[162]廖平：《文字源流考》，见《廖平全集》第8册，175～1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按：前揭廖氏《中华大字典序文》明言，此说来自其师王闿运（1833—1916）的启发，而廖平曾命门人李尧勋作《文字论题三十论》，阐发此义。王树枏（1851—1936）对廖言，“非有古用字母之实迹，不足以厌服人心”，廖“当时无以应”，后“与二三同学研究，共得十六证以应之”。（详论参见廖平：《中华大字典序文》，载《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2期，1915年5月20日，419～420页。）

[163]罗威廉（William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李兴华、胡玲等译，586～6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64]米·瓦·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中国纪行》，阎国栋译，2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65]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1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166]陆九渊：《语录下》，见《陆九渊集》，4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7]徐秉愉：《正位于内——传统社会的妇女》，见杜正胜主编：《吾土与吾民》，17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当然，具体的实践则复杂得多，反例并不少见。

[168]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604页。

[169]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25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70]陈黻宸：《辟天荒》，见《陈黻宸集》上册，617～618页。

[171]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见《宋恕集》上册，4、120页。

[172]刘照藜、陶柟：《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2页。

[173]《示谕普及学堂》，载《大公报》，1903年10月22日，第4页。

[174]佚名：《识字学堂之紧要》，载《丽泽随笔》第1卷第1期，1910年5月9日，8、11页。

[175]尹崇山：《建昌县官立简易识字学塾十月初一日开学尹崇山邑尊莅学训词》，载《大公报》，1910年12月29日，第2张第2页。

[177]WiltIdema，“ReviewofEdudPopularLiteraga”，T’oungPao，Vol。66，Livr。45，1980，p。322。类似的意见参见张朋园：《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455～462页。

[178]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1～14页。

[179]需要提到的是，海外汉学界围绕清代中国识字率问题，发生过两场争论，本章所说的是其中的一场。关于此事的详细讨论，参见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96～110页；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10～12页。

[180]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1页；《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第一”，44页。

[181]法国语言学家克洛德·海然热（ClaudeHagège）已经强调，具有“否定性”含义的文盲概念，是“有文字的社会”的特征。参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译，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82]20世纪30年代有人总结识字教育的方法，谓有重形与重音两派：重音派主张推行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重形派主张简化字。（参见樊縯：《识字教育的基本问题》，载《乡村改造》第2卷第22期，1933年11月1日，8页。该刊为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研究部编，我查看此文，是受到黄文记的提示。）该作者可能认为汉语拼音化是另一套东西，与识字教育无关。

[183]卢戆章原禀未见，此处引自《学部咨外务部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68页。

[184]罗载乾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31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85]孙锵鸣：《〈说文统系图〉，为杨石卿司马铎题》，见《孙锵鸣集》上册，177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86]宋恕：《外舅孙止庵先生挽诗》，见《孙锵鸣集》下册，708页。

[187]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