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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4页）

[85]段春晖：《拼音代字诀序》，见田廷俊：《拼音代字诀》，17～18页。

[86]劳乃宣：《论简字学堂办法事》，载《中外日报》，1906年4月27日，第3～4版。

[87]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见《简字谱录》，210～212页。

[88]杨融怀：《读青田刘君论简字为识字捷法宜由军队试行书后》，载《时报》，1907年11月18日，第5版。

[89]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虽在具体步骤上有不同，而均赞同以北京官话统一国语。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有关哪种语言有资格作为国语的争论，涉及地方观念及民族观念之争，详见第七章。

[90]《直隶学务处复文》，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68～69页。按：此文又收入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题为《学务处呈覆核议官话字母请实力推行文并批》，本段引文在第724页，字句略与此不同。

[91]劳乃宣：《中国速记字谱序》，见《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231～23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92]佚名：《统一语言说》《统一语言说（续）》，载《中外日报》，1906年9月23日、24日，均在第1版。

[93]佚名：《统一语言说（续）》，载《中外日报》，1906年9月24日，第1版。

[94]《江督议裁简字学堂》，载《中外日报》，1907年5月26日，第2张第2版。

[95]《江南裁撤简字学堂》，载《中外日报》，1907年10月8日，第2张第2版。

[96]端方：《两江督部堂端匋帅江宁简字学堂高等小学开学演说文》，见劳乃宣：《简字谱录》，257～259页。

[97]朱文熊致吴玉章函，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152页。

[98]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26～127页。

[99]本段及以下四段未注出处者，均出自《署理四川提学使司呈详遵批传验蒲助孜暨详议简字拼音是否适用一案详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提取号：87（缩微胶片），案卷号：470。

[100]何凤华等：《十一月十一日上袁宫保禀》，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75～76页。

[101]华通斋：《改良文字会之缘起》，载《直隶教育杂志》丁未年第8期，1907年6月25日，110页。

[102]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2页。

[103]章炳麟（章太炎）：《訄书（初刻本重订本）》，179～180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按：《正名杂议》一文，《訄书》初刻本已收，但主要讨论正名和新造汉字的问题，此段讨论语言统一，系重订本所加，应是受到逐渐流行起来的“国语统一”思潮的影响。

[104]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6页。

[105]程先甲等：《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1页。

[106]何谓“读书音”，语言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罗常培认为“读书音”即“官话”，但近年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张玉来强调，“所谓的历史文献中的读书音常常不是口语中的音位系统，而是没有一定规制的语音系统，因文献的不同而反映出与口语距离的不同”。邵荣芬、忌浮等则强调，“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异是某一个方言内的异读现象”，二者密不可分，“没有超方言的读书音”。相关讨论参见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忌浮：《重读〈论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31～32、45～48页；邵荣芬：《切韵研究》（校订本），5～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这两种认知已不同，赵尔巽所指应和罗常培所说一致。

[108]佚名：《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载《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14页。

[109]宋教仁：《宋教仁日记》，1906年10月7日，266～26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10]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9年11月2日，84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11]潭渔隐：《汉文拼音自序》，载《时报》，1909年6月26日、6月29日、7月6日，均在第1版。

[112]潭渔隐：《汉文拼音自序》，载《时报》，1909年7月6日，第1版。

[113]潭渔隐：《汉文拼音自序》，载《时报》，1909年6月29日，第1版。

[114]程先甲等：《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1页。

[115]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4～135页。

[116]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3、105页。

[117]《署理四川提学使司呈详遵批传验蒲助孜暨详议简字拼音是否适用一案详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提取号：87（缩微胶片），案卷号：470。

[118]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9页。按：吴稚晖这里的思路与陈培琛（1879—1930）的看法非常相似。陈氏一方面承认汉字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拼音文字是“文明大启之世”的必然要求。他试图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以纾解其间的紧张：“种族复杂之世，当利用演形之字，以蕲文字之统一；种族同化之后，当进用演声之字以求语言之统一。因势推移，以适时变。”[陈培深：《中国文字议》，载《庸言》第1卷第20号，1913年9月16日，2～3页（篇页）。]

[119]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23、3336页。

[120]如《教育部训令》（参字第50122号），1945年10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64，亦见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综合卷，档案号：67-5-368；《广东省政府训令》（教字第28150号），1947年3月2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23；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运动纲领》，日期不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等等。

[121]钱基博：《国文研究法》，见钱基博等：《戊午暑期国文讲义汇刊》，1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