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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4页）

[102]本段和下段未注明出处者，均参见唐兰：《中国文字学》，4～5、10页。

[10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16页。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时，傅斯年的语气已经有所不同：“汉语之用汉字书写之者，其始出于一事之偶然，其后成于数千年之习惯，今日混汉字汉语为一事，诚未可也。然汉语历数千年用汉字为其符号，汉语之变化惟有借汉字之符号求之，故今日舍字形之学而论字音之变，亦必有所不通矣。称中国语言学为中国文字学者，误也；舍文字之语言学，亦必遇其所不可通者焉。”（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562页。）

[104]丁邦新指出，“中国文字学这门学问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和唐兰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文字学不仅要研究文字的形体，也要研究“形体所表示之意义”。参见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6页。

[105]本段和以下四段，均参见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70、176～177、174、179、181、122页。

[106]章太炎：《与吴承仕》（1911年12月4日），见《章太炎书信集》，295页。

[10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1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8]李孝定：《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267～272、278～279页。

[109]20世纪一直困扰着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个问题是：汉字到底是表意字还是表音字？（潘悟云、邵敬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393～4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实际上，这个困扰本身恐怕就是“言语中心主义”的产物。

[110]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7～11页。林焘：《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见《林焘语言学论文集》，2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1]邢公畹：《再版序言》，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2页（篇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12]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4页。

[113]胡适：《白话文学史》，见《胡适文集》第8册，1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4]这八个字借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60、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15]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22页。

[116]章太炎：《文始》，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7]吴稚晖（吴敬恒）：《注音字母》，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257页。

[118]王献唐致傅斯年，1930年10月3日，转引自张书学、李勇慧：《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91号，1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19]戴震序、吴省钦序，转引自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2、3页。

[120]吴稚晖：《记文字起源》，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页。

[121]罗常培（罗莘田）：《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号，1935年7月16日，35页。

[122]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54～155页。

[123]汪德迈提出，汉字中形声方法的大量使用，“完全不是表意文字转向拼音文字”的表征，恰恰相反，它是克服“会意造字的困难”，而“使表意文字得以继续的一个上策”。参见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55页。

[1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五”，152页。方以智言亦转引自此。

[125]方以智：《通雅》（《四库全书》本），11页。

[126]卢文弨：《声音发源图解序》，见《抱经堂文集》，3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7]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88～8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亦可参见钱大昕：《答问十二》，见《潜研堂集》，246页。

[128]戴震：《书玉篇卷末声反纽图后》《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文集》，89、140页。

[129]章太炎：《与叶德辉》（约1914—1915年），见《章太炎书信集》，601～602页。章太炎此话有所针对。他曾对钱玄同说，王夫之和王闿运说字皆“不重声音”，“其说遍满川楚间，康梁辈又心醉焉”。参见章太炎：《与钱玄同》（1907年8月18日），见《章太炎书信集》，101页。

[130]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25页。

[131]章太炎：《与钱玄同》（1907年8月18日），见《章太炎书信集》，118页。

[132]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53、55～56页。

[133]顾颉刚：《丧文论》，见《宝树园文存》第1册，1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4]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56～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35]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认知图式转换，参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9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36]张隆溪则通过对《文心雕龙·原道》的分析认为，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流行的“自然之书”的观念，与中国人把文字和自然视为“和谐一致”的观念，并无实质的不同。（张隆溪：《简论〈文心雕龙〉述文之起源》，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159～16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不过，仔细看其引文可知，在“自然之书”的观念中，“书”乃是一个比喻。换言之，先有文字的出现，然后自然才被视为一本书，传达了神秘的启示；但在中国的观念中，自然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直接从自然中模拟和提炼而成的，它们之间并不是单纯的譬喻关系。

[137]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见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139页。

[138]中国学术确有重新按照其本来面目认识传统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近代以来的“新传统”。在这方面，丁邦新教授对汉字特色的认识就颇具启发性：“中国人说文字包括形、音、义三部分。这种说法很清晰地表示出文字本身的特色和它与语言的关系，形是属文字的，音、义二者则是由语言所赋予的。依作者的意见，对于极大多数的中国文字而言，属文字本身的除形以外，也有义。这是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处。……拼音文字的字母除形以外，音与义都受之于语言；而中国文字则形体本身就包含着意义，有的形体只表示意义的大类，由语言足成之。”（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17页。）丁先生并没有像不少近代学者一样，把“义”完全归之于语言，而是同时注意到字形和语言的互动。在此过程中，西学知识成为进一步了解“中学”的契机，而不是一个标准和套式。

[139]今天的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思维并非由语言决定，相反，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心象”（mentalimage）来思维的。（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62～64页。）这番讨论恰好可以和扬雄以“文”为“心画”的见解相印证，而这也再次促使我们评估“象”的概念。事实上，汉字本身的思维结构有助于我们对不少超出特定文化范围的“普遍性”议题提出新的观察可能，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洞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参见霍大同：《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无意识的剖理》，见霍大同主编：《精神分析研究》第1辑，56～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特别有启示意义的是，霍大同的宣言“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脱胎于拉康（JacquesLa，1901—1981）的名论“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的”。这样，文字和语言就构成了一对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思想范畴，呈现出不同文化的“认知图式”在同一领域中的作用路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