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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精神的价值选择中的文化自信（第1页）

二、民族精神的价值选择中的文化自信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34]这也给我们提供了辩证取舍传统文化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标准，主要看价值取向、思想导向、精神气象、育人方向、道德考量、审美意象。“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5]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象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做人之道和致思方向，对于培养为公之心、忧患意识、自强精神都有积极作用。以“仁义”为主要内容的人格精神，由孔子启端，由孟子承续，由程朱阐发，已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灌注到那个时期的士子心中，他们大多走着从读书到求官的路，这使得其思想表现和行为方式具有二重性，就积极面来看，发愤图强的人格精神是可取的，报效国家的志向是可取的，为民请命的意愿是可取的；就消极面来说，迂腐忠君的思想是不可取的，远离民众的心态是不可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难之际，“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庙堂旰食，乾惕震历”的忧患之心，往往能激励“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奋发精神。中和圆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风尚，“和”的观念是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的重要思路，它也内在地引领着社会发展理念，在文学上经常表现为“哀而不伤，乐而不**”，在很多方面体现出结构美、意境美、艺术美、思想美的特征。拿审美价值来说，其意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其表现“妙悟天开，从至理事实中领悟”，其效果“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传统文化中超越个人穷通而谋求家国幸福的人生观，是以道德教化和慰勉人生的社会功能来启发主体的自我创新的。传统文化是尘封的记忆，但它在现实中经常发出诱人的醇香，若把它完全当作逝去的内容，可能会有割断历史之嫌，若把它完全继承下来，也不符合我们的愿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可取内容，包括堪为典范的物事、追求高尚的物事、冰清玉洁的物事、遵德守制的物事、提倡奉献的物事、启迪人生的物事等。这些宁静致远的物事，是一种意境、一种标杆、一种表率，起着“发乎情，止乎礼”的作用，起着“物昭晰而互进”的作用，体现了主体在自我意识上不断觉醒的逻辑演进。通过这些物事，可以“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由“象外”转化为意境，进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信心。宁静淡泊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表现，它对当下文化自信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传统文化认为“渊静而百姓定”，以“静”为治国方略，大体理解安民而不扰民，这对于获得更广泛的社会信心是有利的，《礼记·大学》中讲：“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并不都是个人层面上的涵养，也是社会层面上的积累。与此相联系的济世之志也表达了一种自信，屈原生活于激烈动**的时代，怀着鲜明的政治抱负，九死不悔；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自信，矢志不渝；辛弃疾的“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都是一种社会责任和社会信心。他们“以文风而正世风”，以“文道而济天道”，已经不仅仅是“发乎情，止乎礼”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和对社会出路的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事功愿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雄豪之气，都有励志功效。这些积极的物事中大多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大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的清明与腐败，社会的安定与动乱，江山的稳固与飘摇，山河的完整与破碎，民生的安乐与疾苦，年成的丰盛与歉亏，都在关注之列，安社稷，赴国难，全大义，是表达济世之志的最重要的形式，这些方面是有借鉴意义的。当然，既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憾，也有“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的无奈，民族大义中的献身精神构成中华正统的主要旋律。

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舍的内容，主要是那些忤逆主流价值的物事、背离社会潮流的物事、危害社会和谐的物事、妨碍国家利益的物事、表达不良欲望的物事。“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36]如果从文化方面看，那些歌颂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内容是需要审慎对待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一种胸怀抱负而未得的慨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也是怀才不遇的忧思。从另一个方面，如果能把消极面转化为激励因素，化腐朽为神奇，也不失为一种方法选择。脱离了对神秘来世的向往，脱离了对虚幻天国的迷恋，脱离了被无穷时空所吞没的绝望长叹，转入现实的奉献和实践中，会是另一种境界。此外，传统文化中的愚忠思想、愚民观念、抑民倾向，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也是应当舍弃的。有人认为，“中国古圣人之意”不鼓励“技巧智能”的发展，主要是为了避免过分的物质追求而局限于利益纷争。因此，为除去竞争之患，便以“止足”教化民众，以愚民而换取社会安定。“上智下愚”认识的常态化表明思想牢笼的固结，当遭遇列强侵略时，恍然感到“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焕然有不终日之虑”，自信心被摧折，其消极作用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