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孕育美的规律的重要载体
文艺力量的大小在于品质的高低,在于其中包含的美的规律,这是文艺创造的真谛。“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5]审美属性是艺术力量表达的重要方式,马克思在论及金银等天然材料时说,他们的美学性质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的材料,“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16]在这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货币的积极作用,也预见了货币可能造成的不良方面,按照上面的规定,“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17]。但是,如果转换场景,如果改变认识方式,则产生另一种方面的影响。当黄金作为货币时,就成了颠倒美丑的力量,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使丑的变成美的,使错的变成对的,仿佛“有钱可以鬼推磨”,甚至“有钱可以磨推鬼”。折节屈膝、逢迎拍马、投机钻营,不外为钱;善恶不分、忠奸不辨、混淆是非,也是为钱;泯灭良心、丧失人伦、叛国背族,也是为钱。黄金曾经使人焕发出积极的想象力,也将其龌龊不齿的一面推向社会。“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18]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能够消弭坚贞与背叛、爱与恨、德行与恶行、奴隶与主人、愚蠢与明智、勇敢与怯弱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货币的尊重表现为对货币持有者的尊重,使人们对美丑、善恶、忠奸、贤愚的判断方式转化为对相应主体拥有货币量的判断,这种思维中,原本纯洁的中性的客观的自然之物就被异化为带有丰富主观臆想的社会存在物。货币作为人的创造,其魅力和美感不言而喻,它在社会中的影响却是双向性的,既是离间的手段,又是化合的力量;既是化冰炭为胶漆的力量,也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力量;既是千夫所指的“娼妇”,又是联结社会关系的“红娘”。这样的情况下,艺术的美感也发生变化,艺术在表达美的规律方面也大打折扣。艺术创造被金钱所腐蚀,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为金钱而艺术的人越来越多,艺术的评判标准被转化为金钱的占有标准。在货币价值与技术价值颠倒的氛围中,文艺的创作者、文艺的标准、文艺的价值也被异化了。
文学艺术的欣赏和陶冶功能在哲学上的发展是促进享乐哲学的出现,欧洲古老的享乐哲学源于希腊人,是享有特权的社会人士的说辞,其追求享乐的方式和内容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当它把这种想法普遍化时,就成为道德说教并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诡辩和粉饰,很多内容被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个时候,大部分描述的是贪图安逸、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体现在以诗歌、小说、回忆录等体裁描述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它一方面用享乐主义代替禁欲主义,使人获得某种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强化享乐意识而体现自身的存在和地位。资产阶级的享乐理论就是脱离生活条件的道德说教,当他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时,贵族变成了伪善的信教者,资产阶级却成了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但是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还是享乐道德,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愿望,这也决定了无产阶级文艺是新型的格调。在论及科学书籍的作用时,恩格斯高度赞扬《古代社会》的影响,“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19]。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分别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们的观点对认识社会发展而言都具有启蒙意义,在当时的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几乎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情况下,这些观点是给人们注入的兴奋剂和强心针。
从社会发展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0]。在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中,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文艺,必然要体现消灭私有制和实现人的精神发展的要求,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文艺应该描述和服务的未来状况是:“任何人都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1]在这个时候,艺术表达的真正生活与社会的诗性生存是一体的。这个时候,艺术才真正地表达美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