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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权威的力量及文化霸权（第1页）

五、文化权威的力量及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理论开辟了有关研究的新视角，后续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谱系。这和西方社会发展造成的语境转换、叙事转换和策略转换有关。与文化霸权相联系的文化革命、匿名权威，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是深刻而又具体的。

葛兰西早年就重视文化和精神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对社会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有深入的论证。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的发展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社会主义应该是意大利工人和农民的共同话语。在意大利，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通过文化革命来摧毁人们的思想崇拜，通过文化上的创新来统一思想。他认为，文化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不是阻隔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的樊篱，文化是一种组织，它的力量取决于组织力的大小。这种组织力表现为人的内在的自我约束和个性的自我把握，是权力和责任意识的表达。葛兰西看法带有“文化启蒙”特征，是把人的本质寄托到精神的显现上。“人首先是精神”，“人只能一步步地、逐时逐段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权利”，[36]就是说人的价值的体现与人的文化水平是一致的。葛兰西强调人的精神和人格因素的魅力，他从精神的能动性出发，强调文化的能动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不赞同经济决定论。他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精神文化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自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他们创造着社会，他们彼此联系、相互理解。在这种相互联系（文明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集体的社会意志。他们了解经济事实，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像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开始道路。”[37]在这里，葛兰西把克罗齐精神和历史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转化为革命的历史主义理论，使“理想力”在革命中体现出来。葛兰西认为，机械决定论是一种宗教，是一种畸形的力量，“在斗争中，当你不具有主动权，而斗争本身最终等同于一系列失败的时候，机械决定论就变成道德抵抗、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一种巨大力量。”[38]为了避免唯我论和机械论，就要把“意志”纳入实践活动中。

葛兰西认为，对意识形态分析不是将观念打碎后再寻找最初的“元素”，一种理论化的意识形态都有既定的结构，这不只是思想家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社会生活，重要的是分析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就是通过对历史和思想史的考察，在对常识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形成的更高的认识生活的形式，即思想霸权或文化霸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可以从列宁的领导权思想、索列尔的领导权理论、马基雅维利的霸权思想中找到联系，他还将克罗齐式的伦理霸权发展为工人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他的霸权理论分析了主导力量的构成和特定政治力量夺取领导权地位的路径，并阐述了能与现存霸权对抗并将其推翻的反霸权力量、团体和思想。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结合意大利文化和社会运动历史，将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霸权观念作为主要思考对象，将经济和政治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体，形成了总体上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即阵地战理论。葛兰西通过比较东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力量，强调了广义的国家意义中的权力+同意（霸权）的双重作用，提出了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他把意识形态解释为统一和巩固已有社会秩序的统治观念，起着“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在葛兰西看来，文化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思想霸权。对统治阶级来说，文化霸权不会因为取得统治地位而丧失作用，也不会因具有统治地位而一劳永逸，统治阶级的任务是把哲学改变为优化群众心态、传播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这需要发挥知识分子和政党的作用。无产阶级应当通过阵地战夺取文化领导权，而不是采用传统的暴力革命的形式。但是，没有具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无法形成有组织的群体，无法形成明确而坚定的意志。知识分子、政党和文化霸权是紧密联系的，只有在政党的组织下，才能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只有建立有组织的政党，才能形成文化霸权的自觉意识。葛兰西对知识分子表述有传统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等。传统知识分子是指前工业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立性”的表象，以知识和伦理生产为主业，垄断着文化霸权，体现着社会道义和伦理精神，影响着文化力量的发挥；组织化的知识分子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他们通过专业分工，承担起组织整个社会的职能；有机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的组织者、建设者和宣传者参与实际生活，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世界这一作用，同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三类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葛兰西对社会发展中知识结构和文化力量的深层次思考。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认识变迁，各类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不同知识分子的文化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技术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主角，人文知识分子有被放逐到边缘的趋势，他们的作用也在变化。

总体上看，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造就一种自觉意识的个人，意识形态在当代的作用是通过融会贯通的研究，改变大众心态，使之从常识中提升出来，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体，使个人成为“人”。葛兰西在谈到意识形态的作用时，认为它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统一中起了“水泥”作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黏合剂”的功能。葛兰西对以上形态力量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表明，文化是一种能够颠覆社会制度的异乎寻常的力量，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说在东方专制国家里，政治领导比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作用更大，那么，在西方工业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更大。而文化霸权的实现，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推动作用。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是不断破坏其信念的历史，根据这一信念，它的说明就是通过社会资产阶级的整体来拯救世界”[39]。“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意识形态’既不是加入战斗的旗帜，也不是反对其真实目的的掩盖：它是客观的，并且就是武器本身。”[40]科尔施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会自动消失，必须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才会消失。他赞同恩格斯致梅林的信中关于意识形态反作用的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尽管都引入“文化”概念来讨论意识形态，葛兰西和毛泽东的文化动力思想有着不同的话语环境，前者是适应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后者是适合东方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体系。

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概念以话语理论为基础，他们认为，社会是话语的世界，是通过话语链接的实践活动。话语是由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没有社会就没有话语，“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正因为社会生活中话语具有特殊的力量，拉克劳、墨菲极力主张话语领导权，将其视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策略。在话语领导权中，对某种话语的认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社会主义者认同社会主义话语，女权主义者认同女权主义话语，生态主义者认同生态主义话语。这些不同类型的认同之中，显示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表达了认同主体的立场和身份。因此，他们强调：“承认任何形式的意见一致都是霸权连接的结果，对于民主政治都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一致总是阻止民主政治被充分实现的‘外界’。”[41]拉克劳认为，社会关系是一种力比多关系，它把社会的各种因素看成一种力量。就是说，它既承认社会是多种力量的聚合，也是多种力量的冲突，“这一力比多在凝聚社会力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样在解释社会分裂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列宁主义话语中来自“霸权”中心的矛盾作用是重要的。这个概念无疑与更严重的权力主义和列宁主义传统消极的倾向联系起来，因为它假定在大众范围内，领导因素和被领导之间明确地相互分离。“由于提供了超越列宁主义‘阶级联盟’范畴的‘领导权’联系理论，葛兰西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领域。”[42]总体上看，其一，“霸权”的“零度”（起点）存在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谈到无产阶级，谈到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谈到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哲学这一精神武器，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力量。其二，“霸权”在葛兰西那里是权威和势力，是一种控制力、支配力，这些力不是靠“强制”和“武力”来获得，而是以“同意”的方式取得哲学和伦理道德上的领导权。这明确表现为一种力量。其三，“激进与多元民主”的理论是对20世纪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反思性”批判，对“政治地形学”做出新的研究，即重视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各种力量，改变革命的主体，从而从“霸权”过渡到“激进多元民主”——“新霸权”理论。这也是一种力量表达。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经济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济决定论已“不合时宜”。在拉克劳看来，决定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也是压制性的权力，即生产出新的事物状态，也压制那些不现实的可能性。在这里，拉克劳和墨菲坚守着葛兰西对文化霸权链接的底线：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可以成为霸权意识形态，只有在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具有“接合”其他意识形态的力量。就是说，霸权只能是一定阶级的霸权，而接合不过是“基本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其外在力量的强弱在于自身引力的大小。

一定时期的文化，如习俗、道德、艺术、宗教以及哲学既是该时代的一定的物质力量所造成的后果，又对特定的社会形式的维系或解体构成动态影响。文化已成为当代政治的焦点，而法西斯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权威及其合理化的表现。“要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为什么它是稳定的或纷乱的，就要求对处于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人的当代心理结构有所认识。这反过来又需要对他们的性格是怎样在时代的所有构造性文化力量中形成这一点有所认识。”[43]然而，在集权主义国家中，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是一种“精神水泥”，它是通过对冒犯强制者的处罚与个人及家庭的饥饿的记忆来形成的。人的活动中，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宗教的，都可以归结为这些力量获得的记忆，人们正是借助这些力量使自身“社会化”和“文明化”，这些力量在人们忘记之前一直起着作用。霍克海默把文化看成一种动态结构，认为文化是一个在作为整体的社会进程中有依附性的然而又有自己特殊性的领域，文化尽管与物质力量紧密联系，但并不是物质的附属品，它有自己的运动规律。“特定文化是通过创造这些文化的人所作的反应，来施展其效力的；而这些反应也就正是那种文化的特性……社会特定成员由于他们在整体的社会中的境况，发展起了一套心理机制；在这套心理机制的运动和形成中，某些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态度本身属于社会结构的整个体制的系统，与这种心理构制相互作用，以至于进一步强化这种构制，帮助它扩大范围；相反，该心理构制反过来又使整个体制的系统得到维护和发展。”[44]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权威行为和霸权文化往往隐含着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有益于人类力量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合理性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观念来说，权威又会成为盲目的卑下的力量。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匿名权威”是一种力量。相对于早期明显的强制性统治特征，技术社会中的强制特征大大减弱了，形成了一种手法巧妙的隐形的或匿名的统治方式，原有的权威消失了，控制社会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须采取命令式。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45]这种“匿名权威”的权威比公开的权威更有力量，它是从内心出发对人的控制，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取向。那些统治者也不再是强施暴力的老板，反而成了理性和真理的化身。“匿名权威”造就的文化氛围中，尽管有关的命令清楚地摆在面前，却不知道这个命令是由谁发出的，即使想反抗，却难以找到明确的目标。“人们对命令和命令的下达者都一团漆黑。就像一个人中了枪弹却不知道射手是谁。于是，人们即使想还击也找不到还击的对象了。”[46]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获得了新形式，它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精神框架并极力在社会宣传中普及它，使之贯穿于精神生活领域。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精神因素表现出来的，“这种因素证明文化是使一个处处充满崩溃裂纹的社会勉强支撑下去的水泥骨架”[47]。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权威不再是强权政治，而是科学和正义，统治阶级成了科学和理性的代言人。“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48]当这种权威隐匿在社会深层时，成为一种神秘的因素，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的总动员唤起这种神秘的力量，使社会成员难以窥视其真相。这造就了一种状态：科学理性支配着民众，法理型权威成为社会的控制者，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烟幕之后，隐藏着社会的真正主宰者（垄断资本家阶级）。

在新媒介造成的主客体情势变化中，思想的传递是通过编码解码程序实现的，表现为：一是霸权立场，这时受众和传播者立场是一致的，意义服从于编码者的设想；二是协调的符码或立场，受众一方面承认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一方面又持有自己的独立态度，试图形成具有竞争能力的协商态势；三是对抗的符码，受众以格格不入的态度解读信息，不接受文本传递的信息。媒体的话语霸权是不能忽视不同声音的，需要构建出一种创新的个性化的文化形式，通过技术对文化价值理念进行修正和补偿。过去的文化传播形式面临新情况：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藩篱重新调整，旧的训示方法不再适用，公共文化模式呈现分裂状态，这使得文化霸权的产生机制和实现模式有了新的变化。新技术新媒介构成的话语系统起到了新的语言构建作用，新的文化霸权语系中，话语权力对主体的支配作用中增强了技术因素，它日益控制人们对世界的感情和价值观，话语霸权隐匿在机器背后，形成将人们进一步推向异化的符号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