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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力量及其述行功能（第1页）

四、技术力量及其述行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力量的认识是以现代社会发展为基础展开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环境有很大差别，其结论自然也不完全一样。由于研究者视角多样，门类驳杂，述说不一，人们对它的评价也不一样。有的能切中要害，有的则游移外围，有的结论新奇，有的观点老套。一些研究者远离了生活实践，在书斋里发表见解，难免脱离实际，是需要注意的。

（一）现代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

马尔库塞提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的运用，其本身就是对人与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技术的力量成了解放的桎梏。在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下，科技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力量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由于意识形态转化为技术合理性，其力量更具有隐晦性和全面渗透性。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作用下，劳动的真正意义被隐匿了，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被劳动工具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无论从经济政治体制到日常生活，还是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都进入缺乏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结构。在工业文明时期，科学技术理性受到青睐，科学与形而上学、艺术的传统关系发生倒置。本来，“高层文化”具有一种否定性，它促使人们反思现实，完成对真理的追寻。然而，现实社会中，既有的现实力量破坏了人们否定思维的力量，具有否定力量的文化不再有同现实对抗、区别的向度，双向度的文化被消除，“文化价值”被纳入既有的秩序中。其结果是：高层文化的批判功能被严重削弱，社会的同化力量通过吸收其对抗的内容而磨灭了艺术的批判向度；高层文化堕落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丧失原本的理想特征而消融在现实中。面对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状态，为了唤醒人的自由意识，需要拒斥科学技术下的意识形态统治，其主要形式是文化大拒绝。对于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观点，哈贝马斯并不完全认同。他把科技看成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它虽然发挥着使人们安于眼前生活、阻止人们思考和谈论国事的自由，却没有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压抑和奴役人的功能。他认为，科学和技术已成为社会的第一位的生产力。技术的科学化趋势和科学的技术化趋势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哈贝马斯强调技术与社会的双向影响，激励人们运用新技术变革社会。

（二）现代技术的媒介沟通功能

在媒介时代，人们日益依靠电子媒介及信息进行活动，从而被媒介语言重新构建。波斯特认为，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改变了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改变了劳动与休闲的结构。电子媒介不仅改变了社会生产，也改变着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人们不再主要依靠面对面的口头语言，不再主要依靠书写语言；电子媒介的交流具有远距离性和交流双方的缺场性，它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实现了交流的共时性；电子媒介搅扰了现代性的自律主体，造成了去中心化、去稳定化的状态。波斯特强调语言的述行功能，他将语言和符号看成一种规定和构建社会事件的力量。他认为，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社会结构和交往模式都发生变化，语言、符号结构的述行功能得到强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电子媒介造成的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和异化。在电子媒介时代，主体形式和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原来被当作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减损了它的革命冲动和力量，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日益成为当代反抗力量的主流。要理解这种现象，波斯特认为，只有运用最新的语言学、符号学的方法才能对电子媒介带来的影响进行有效分析，过去的那种以行动为中心的方法已经不能解释语言的社会作用。因为人们日益依赖电子媒介，各种关系日益建立在语言交流和符号交换的基础上，生产领域已不是社会的中心而是作用很小的领域了。由此，生存方式理论让位于信息方式理论，信息方式在地位和作用上与生产方式相似，是以语言学、符合学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它在“映照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又置换这一理论”。电子媒介对智慧个体也产生影响，使其行为出现分散化、离散化现象，政治多极化、权力多极化以及统治中心消失，不同个体都处在“超级的数据库监狱”之中，这种权力技术是一种新的控制模式，它的代表既是每个人又不是每个人。“通往更彻底的解放的道路必须通过新信息方式的主体形式，而不必经过现代性的早期时代的主体形成以及该时代快速消失的文化。”[67]凯尔纳对媒体文化的研究确立了一个新视角，他主张用媒体文化的概念代替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概念，以避免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划分，但这并非是说他要否认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媒体文化避免了文化术语的意识形态特征，引导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制作、流布和消费，以及有关的循环系统，因此它更能体现现实环境的需要。凯尔纳试图把各种文化概念放在媒体社会的语境里进行阐释，在他看来，理解了媒体文化就理解了当代社会的所有现象。

（三）现代技术的政治隐喻功能

与技术文化相联系的技术政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很多影响。计算机技术与政治的结合，是现代媒介在民主政治中的运用。凯尔纳认为，媒介是民主化的关键，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保证媒介为人们服务，保证媒介在教育中的作用。但是，媒介作用的体现依然离不开活动主体，尤其是掌握媒介技术的知识分子。凯尔纳把希望寄托于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身上，尽管他们目前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从长远观点看，他们应该是社会责任的主要担当者。凯尔纳的技术理论体现了技术的双重作用，他既反对片面强调技术方面的专家治国论，又反对片面强调技术消极面的技术恐怖论；他既认为技术具有一种“乌托邦”的解放潜能，又承认其中内含着压迫和恐惧的消极因素；既认为技术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又认为技术可以消灭社会。这种正负效应共生的状态，正是技术双重力量的表现。凯尔纳认为，技术资本主义分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种技术类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力量。前者认为，技术是人类解放的工具，它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机会，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和消费方式，它会给人类带来无限光明的前景。后者认为，技术是一种异化的力量，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人类主体的消解，甚至会毁灭人类。技术乐观主义是关于技术的神话，难免走向技术崇拜，造成片面强调技术的作用而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技术悲观主义往往和统治阶级的压制相联系，会在社会中形成技术恐惧，让人们感到技术目前无能为力。对于这两种观点，凯尔纳都极力反对，在他看来，技术乐观主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新变化，把技术视为脱离生活、自主发展的力量；技术悲观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凯尔纳认为，人们具有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一定能够利用技术促进社会发展。可见，“技术资本主义”理论，主张辩证理解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技术的应用将促进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进而对社会进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强制性原则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凯尔纳还提出了技术文化和技术政治的概念。技术文化是资本主义重组的产物，它起源于技术独立性、技术的文化特征以及技术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结合。技术文化的出现，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文化不再由宗教、习俗、伦理等决定，而是由技术决定；日常交往的现实关系被数字化的虚拟的交流方式代替；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变化的驱动力。技术文化力量的表达渠道是：渗入日常生活，干预或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使人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又使人日益依赖机器；技术领域的领导权加强，体现为意识形态功能；成为技术中介，虚拟社区逐渐代替人们的真实生活。面对这种变化，凯尔纳认为，要重塑当代技术文化，剔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消极因素，有效抵抗资本、技术和媒体对人们的统治。总体上看，“他既反对仅强调技术积极面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又反对片面强调技术消极面的技术恐怖论；既认为技术具有一种‘乌托邦’的解放潜能，又认为它内含统治和压迫的消极因素；既认为技术的发展受到诸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又认为技术可以用来改造（毁灭）社会”[68]。新技术的出现以及我们对它的影响力的争论，也给社会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等提出了新挑战，技术乐观主义通过强调技术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而排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的影响，技术悲观主义将技术视为一种和人类相异化的力量，常常和技术恐怖主义相联系。两种形势下的技术文化，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显示出技术力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和影响。

（四）现代技术的生态迁移功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认为，生态问题的关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劳动主体与当代文化的自然融合，体现劳动的文化特征。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是指人类的劳动不仅仅是纯客观物质生产和按照价值规律交换的过程，也是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基础上的活动过程。劳动产品在生产之前和在出售之时，当然也包括在消费之时，总是被文化中介了的，文化赋予物质产品以意义。在商品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不再是物的“自然”有用性，而是商品的“文化”有用性。离开文化，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的文化特征和自然特征同时表明，社会是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的多元交互作用系统。社会劳动与文化、自然一起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核心。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受制于文化价值规范的影响，具有主观性的维度。只有把握了文化维度，发挥文化的力量，才能理解技术条件下的不同生产力以及人们的不同协作模式。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缺少历史文化含义，他以文化—劳动—自然一体论为基础，把生产条件理解为：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生产条件对主体化和历史文化性被忽视而引起的社会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不足，最突出的原因是缺少文化理性。由此他提出了“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的概念，认为文化生产力是生产力中的文化内容和生产力存在及其作用的文化方式，文化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文化内容及其存在和作用的文化方式。“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力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的。”[69]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作模式的劳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一定劳动者群体的文化结果，如果对文化的主导模式、法律体系的作用、管理者控制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不甚了解，那就根本不能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协作）的具体形式，连对生产关系本身也难以获得真切理解。奥康纳对“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自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揭示，充分表明了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互动性。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异化已经渗透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要消除女性压迫，就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费尔斯通指出，现代社会中，物质性的生物基础与征服女性的意识形态存在必然联系，需要发挥基因技术的作用，实现两性共同抚育子女。米利特认为，父权制文化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它充斥文化的每个角落，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方面，男性统治了女性，文化因素中剩余权利优先就成了最有力的意识形式。因此，要实现女性解放，就必须变革现有的意识形式，改变大男子主义，这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步骤。

按照安德瑞·高兹的设想，发挥文化的作用，由工作社会向文化社会转变，使社会的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乃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高兹认为，技术改变对于改变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技术上的改变，那么社会的改变只能是形式上的改变甚至是幻想。他在强调技术对社会改变的作用时，并没有把它作为唯一的作用因素。他很重视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转变，把“文化革命”作为社会变革的先导，这标志着全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解放。高兹在谈到教育的危机时指出，要把学校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统一起来，使文化和生产、科学和技术、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再相互分离，这将是扭转资本主义文化机制的重要途径。高兹还提出了与经济策略对应的文化策略，“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的文化抵抗本身确实是一种新的社会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本身并没有有意识地攻击具体化在资本主义统治中的经济理性。这些运动是直接反技术的——也就是直接反对统治阶级和领导阶层的文化霸权，但是它们所反对的只是这种统治关系的文化假象和社会结果，而不是他们的经济物质的核心”[70]。文化斗争要以经济斗争为基础，目的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认同，这种文化转变只有体现为政治实践或政治计划时才能实现。

国外马克思主义还对技术力量的双向性有过较为深刻的分析。南斯拉夫的实践派认为，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显示了双向的力量，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大规模的信息交流手段使人类文化普及化，也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影响到人的生活的一切领域，使技术成了衡量人类进步的最高标准。乔治·科沃尔认为，技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外部力量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在他看来，工业技术无论怎样更新，都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阻止人类的灾难。在生态方面，科学技术的二重性在于，虽然它对生态环境具有负面作用，但客观上它又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力量。戴维·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观点为绿色分子提供了很多分析材料，而生态中心主义所主张的“绿色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生态的乌托邦。革命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如果不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可能滑向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高兹提出，生产方式的重新确立必然以一种文化革命为前提，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反思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