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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历史语境传统文化语境现实社会语境（第1页）

一、世界历史语境——传统文化语境——现实社会语境

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文明是共性与个性的合体，但是，自然形态的社会共同体与充满创造色彩的社会共同体所包含的文明内容是不一样的，由自然科学语系评价的文明体系与由社会科学语系评价的文明体系，其社会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世界历史语境中，从事社会生活的人在头脑中产生观念世界的精神和情感的同时，也经常尝试用生动的话语表达这种意义“自迷”，通过话语的意义传递功能延续人们创造世界的信心。“身外”的现实世界与“心中”的理想世界是不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当文明的一般形式在遇到各国的具体情况时就有了特殊的形态，“理一分殊”大体上能表达这种状况。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想走向文明，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脱离世界文明的主轨道。资本主义社会以其理解方式构建着自己愿望中的文明，社会主义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打造着自己构想的文明，两种文明的表现方式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共性。最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开展的文明建设，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思想和叙事方式进行的，由于对“世界历史性”变迁引起的环境变化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梳理，因认识偏差而造成的实践偏向时常发生。那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没有在社会震**中完全接受既成事实，而是希望通过武力压制、经济封锁、思想禁锢等手段维护旧的文明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造成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建构了一个具有更多交流和发展机会的话语平台，人们在日益增多的交往中表达关于文明问题的一般看法，也在各自的实践范围内探索解决有关文明的思路和方法。按照社会性质而言，当今世界话语体系代表着两种主要趋势，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的差别而造成的分散化趋向，由此引起的社会离心倾向和“文明的冲突”也在增多；另一个是由于人们对世界文明的深层动力有了更多的认识而造成的协调愿望加强的状况，在新的联系方式、新的相互作用和新的创造潜力中，充满矛盾的文明进程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总体维度是一致的，“文明的和解”也是可以期待的。两种趋向代表两种实践方向，即“地域走向”和“全球走向”，前者具有区域特色和个性特征，后者具有世界特色和共性特征。从长远发展看，随着技术和交往提供的合作平台越来越广阔，文明进程中的两个走向的贯通性也会不断增强。在几千年的社会文明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实践才能的同时，也不止一次地将自己异化为梦中蝴蝶儿翩翩起舞，也不止一次地在乌托邦的幻境中想象未来文明，但最终都要回归现实。世界体系中的文明话语具有多样性，不可通约的价值成分或明或暗地较量着，在这里，坚持一成不变的文明标准故不可取，创造一个普遍接受的文明模式亦不现实。因此，世界历史中的语言叙事经常打上人类活动的印记，特别是在重大事件的发生或处于重要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人们用新的思维和语言来阐释的时候，新的语汇和叙事方式就会在实践中萌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的文明是充满个性的积淀形式。古代儒家关注的文明要点是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方式，表现为封建伦理规范和制度规范。它作为古代中国构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要求表现出一定的差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个人修养升华到家庭和睦，由家庭伦理上升到国家法理，由国家升平到世界大同，构成一幅充满个人关怀和家国情怀的文明图景。它借助社会的世俗利益与经典话语，把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渗透和贯穿于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这种话语体系在信仰世界筑起一道防堤，成为诊断行为良差的标准。尽管其中充满自我倾向和封建色彩，但在总体上是以道德文明为主体的，它试图通过专制方式把思想约束拓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通过“衣裳之治”搭建社会的秩序结构。这种追求思想完美境界的愿望，在近代社会中的表现却是不够完整的，尤其是在遭遇西方技术文明时，其稳固性随着“天朝上国”理念的颠覆而受到巨大冲击。当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东方古老文明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充分证明中国传统社会文明的绝对优越性，也难以解释各种异族文明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体”“用”之争的长期存在表明人们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对东西方文明给出恰当的定位。由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而造成的认识变化，使中国传统社会语境的特殊性内容凸显出来，形势变化提出了重塑话语体系的任务，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曾用“西学中源”抵消西方文明冲击带来的震撼，曾用“中体西用”化解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失衡，曾用“中西合璧”调和不同的文明内涵，却未能有效解决思想动**和现实出路问题。究竟是在心理上完全颠覆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自信，还是积极地重建话语叙事并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保持自信，是当下社会关怀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伦理原则和传统行为的合理成分在历史的淘洗中沉积下来，而现代意识为现代文化提供更多的动因和元素，如果能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找出合理的对接方式，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探索中华民族发展的路向与机理，那会更接近问题的真相。历史地看待过去的思想成果是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文化，我们提出的中国梦是超越“大一统”想象的社会理想，必然要在“源”与“流”的关系、“根”与“魂”的关系、“体”与“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形”与“神”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等方面体现充分的文化自信，对行为观上的中庸之道、义利观上的君子之道、社会观上的礼仪之道、道德观上的伦理之道、世界观上的溯源之道等方面进行话语继承和创造。

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文明是追随世界文明潮流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文明国家的人民是紧密联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与另一个国家休戚相关，我们没有理由把“文明的冲突”或“文明的终结”作为世界的谢幕方式，但是，探索相互理解的方式和调整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最根本的特征和最基本的活动是劳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过程就是文化创生活动、文明缔造活动和人的解放活动。如果撇开人的实践和发展来谈论文明，如果撇开社会的物质性来追求空灵的精神境界，就难以体会在获得认识客观世界时所获得的精神体悟。社会主义文明在话语叙事上包含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在实践上体现为逐步摆脱自然的奴役、物的奴役和精神奴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国胜利”的话语叙事，“迂回过渡”的话语叙事，以及斯大林模式下的话语叙事，都蕴含着对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探索和期待。一方面，语境转换的合理性在于它适应了社会的辩证运动规律，看到了世界诸多文明形式的联系和共生状况，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6]。另一方面，其话语表达的不完整性在于它包含着不切实际的判断，甚至把文化的线性演进看成铁的规律，在极力推崇苏联模式的同时拒斥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语境及叙事转变的过程，其话语转换的可能性在于人文关怀的相通性、社会理想的相通性以及生活实践的相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要求处理好话语体系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关系，客观认识话语体系的稳定性与变动性，合理摆置政治话语、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把“对内话语”与“对外话语”协调统一起来，形成沟通中外、联通世界的新型话语体系。和谐发展是这种话语的重要理念，在超越制度差异的基础上把经济发展与各国共同的命运联系起来，用和平团结巩固发展成果，用共同的愿望凝聚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毛泽东早就说过：“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37]从东方文明中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思路，也是一种信心表达。因此，我们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不是要排挤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而是在尊重和借鉴中对世界文明的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