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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党文明制度文明治理文明（第1页）

三、政党文明——制度文明——治理文明

政党文明是现代国家政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标尺，是基于广泛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自觉地构建起来的，其所维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结，能使社会实践的各个链节不致中断，也使思想和现实之间不致造成悬隔。通常情况下，政党对社会的适应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状况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遵从社会规则的程度，政党文明的基本表征就是依照制度文明的要求，按照社会规范去行动，使自己的意志服从社会规则；二是通过创新适应社会变革的程度，其关键在于打破不合理的制度局限，以新的制度内涵适应社会发展；三是摆脱守旧主义的影响，拒绝僵化的制度教条，以理性的态度看待社会发展。对于这三种倾向，不能仅仅用“好”与“坏”给出判断，而要把政党文明视为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体系，在日常活动中体现对社会的利益关怀；为群众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动勾勒一个明确的图景。“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8]体现群众意志的强有力的政党及其行为，要体现在一系列协调机制中，主要有：（1）政治协调机制，积极应对社会风险和社会挑战的考验，实现全面从严治党；（2）市场协调机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3）自律协调机制，以高度的自觉遵守和践行党章党规，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4）道德协调机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这几个方面是“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具体层面上的操作，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移易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也是不可移易的，而市场调节的方法、道德协调的方式，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下可以有较多的变数。马克思曾说：“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9]共产党人许下了“解放一切人和使一切人摆脱一切灾祸的诺言”，就应该担负起引领社会文明的职责。

制度文明是“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基本措施。制度文明要求通过法律法规确保社会行为不超越底线，并使个人权益能通过普遍接受的规范表达出来或得到保障。制度文明是推进社会行为制度化的要件，它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联系。一方面，文化要素是制度表达的话语资源，它提供了制度表达的符号寄托；另一方面，文化模式蕴含的思想及其在制度和法律中的体现，为人的行动提供了相应的价值关怀。这两个方面的逻辑结果是社会的行为文明，表现为运用法律制度和思想约束降低社会的无序行为，以便在广泛价值共识的基础上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合力。制度文明所需要的文化素养对诸多行为起着调控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决策、制度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超越由于制度局限和时代局限而形成的狭隘观念，超越由于肤浅认识而形成的粗糙的行为方式，不仅是资本主义文明面对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不能绕开的问题。在这里，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捏合而成的机械联系，其持续性是有限的，而在自觉自愿基础上形成的有机团结，是不可缺少的基础。

治理文明是“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文明的重要内容，在人的行为上，要从过去人的不自由，经过今天对物质的依附，走向未来的人的自由；在制度选择上，就是从过去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野蛮性，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性，走向未来的自觉性；在思想意识上，从人的狭隘性，经过人的互利性，走向全面的社会和谐。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国家治理是社会走向“大文明”的重要措施。但是，国家治理的质量离不开对社会要素的全面审视，必须用多维度的信息资源和治理方式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各项指标，将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都纳入治理范围，以便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上都达到文明的状态。在治理方式的表达上，曾经有充满暴力的霍布斯范式和诉诸道德的康德设想，前者希望用激烈的方式消解矛盾和悖论，冲突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其思维是管治而不是善治，对文明的要求是通过不文明的方式表达的。后者偏重于用道德关怀和政治伦理实现社会的包容和团结，社会关系被嵌入个体化和集体化的道德构想之中。我们现在讲的治理文明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大视角中，在充分理解社会文明发生和发展机理的基础上的全局性前瞻性的治理方略和措施，用现代管理技术推进法治文明和德治文明的良性结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3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8页。

[11]［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引言”第3页。

[12]《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13]《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

[16]［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