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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科学文明板块的漂移机制（第3页）

[33]金观涛等人（1983）统计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两千五百年时间内的近两千项科学技术成果，从中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体系中，技术性成果计分高达80%，理论性成果积分占13%，而实验成果积分仅占7%。这说明中国古代科学体系具有技术化的倾向。与之相反，西方科学体系则具有“理论化”的倾向（其理论性成果积分为47。6%）。见金观涛等：《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60页。

[34]李友东：《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35]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8页。

[36]〔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第164页。

[37]董欣宾、郑奇：《魔语：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8]转引自〔美〕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214～278页。

[39]〔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3页。

[40]Livingstone，D。N。：“PuttisPlace：GeographiesofStifiowledge”，Chicago：TheUyofChicagoPress（2），2003。

[41]李三虎：《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科学地理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6期。

[42]孙俊等：《科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内容与学科性质》，载《地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2期。

[43]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东方自然观与科学发展》，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597页。

[44]〔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14页。

[45]转引自〔美〕P。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199页。

[46]Sorokin，PitirimA。：“SodCulturalDynamics”，Vol。Ⅱ。NewYork：Ameripany，1937～1941，5。

[47]Sorokin，PitirimA。：“SodCulturalDynamics”，Vol。Ⅱ。NewYork：Ameripany，1937～1941，60。

[48]〔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第606页。

[49]〔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108页。

[50]〔英〕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83～101页。

[5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译，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48页。

[52]〔美〕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陈恒六、仲维光编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179页。

[53]李文林：《数学的进化——东西方数学史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第4页。

[54]〔美〕伯纳德·格伦主编：《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雷自学、王迎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55]“优势半球”是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概念。指人类大脑半球具有的某种特殊机能，如语言、视知觉等。也泛指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这里借用来指称东西方科学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的“重心”态势及其影响力（“非优势半球”即指科学文明的非重心状态）。但是必须指出，两个半球并不直接指称地球上的“东半球”和“西半球”。参见第50页注释①。

[56]默顿对索罗金关于16～18世纪经验主义的统计一直低于唯理论的指标数据存有疑问。我认为，只有把索罗金的统计放到当时或更早时期的阿拉伯实验型的科学技术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介入”以及当时欧洲的经验主义相对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唯理论状况有所“嬗变”的背景中，才能回答默顿的疑问。即当时的经验主义的存在及影响力是相比较而言的。这与我们通常将近代科学看作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判断是一致的。

[57]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末以后仍继续缓慢地发展，并出现了四部集传统科学技术之大成的科技名著，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以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至于整个清代，其科学技术也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58]学者周哲水在“文化周期线”理论模型中认为每一条“文化线”都具有上升波段、成熟波段、没落波段和改造波段这样四个波段。其中，当文化线处于上升波段时，其发展动力极为充沛而效力很低；当文化线处于成熟波段时，效力很高而动力开始衰减。当然，两条文化线并不是不搭界的。在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以互动的方式相互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构成了两条文化线进入改造波段的外部动力。可以说，“文化互动是人类进步的根源。人类史上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因为文化的互动所引发的”。见周哲水：《世纪大预言：从台湾看东亚新思维》，台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1995，第110页。

[59]科学史家席泽宗认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古希腊文化没有渊源关系。见席泽宗：《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诞生》，载《光明日报》1996年5月11日版。我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只看到西方近代科学受中世纪宗教文化和技术文化的影响，因而比较注重感性经验的知识，比较注重观察和实验方法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近代西方科学并未抛弃它们的基本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知性”的特质，即对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诉求），仍然强调自然的一致性、实体的永恒性以及因果性的描述。

[60]考虑到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历史上它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考虑到大的波动周期里“镶嵌”着的小的波动以及随机的“扰动”因素，人类文明波动演进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