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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含义（第1页）

第一节“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含义

关于什么是不对称性的问题，我在第四章第三节中作了阐述。这里，我来分析讨论什么是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在此之前，我想先引用若干关于科学认识（认知）不对称性的论述和观点。这些论述和观点既涉及科学认知主体的不同层次，也涉及科学认知不对称的有关方面，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认知不对称性现象或许有帮助，兹列举如下（以年代为先后顺序）。

例1：17世纪法国杰出的数学家、哲学家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可能是第一个描述科学家的思维风格和精神气质的著名学者。在他的《思想录》一书中，帕斯卡向我们揭示了科学家中存在着的两种思维风格或精神气质，即几何学精神与直觉的精神[1]。并认为这两种精神是相互对立的。因为，具有直觉精神的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感觉到事物的细致而繁多的方面；而具有几何精神的人往往从简洁的原则出发进行推论，能够有耐心深入思辨与想象当中去。因此，“很少有几何学家是敏感的，或者敏感的人而是几何学家的了”。这种情况造成了两种精神：“一种能够敏锐地、深刻地钻研种种原则的结论，这就是精确性的精神；另一种则是能够理解大量的原则从不混淆，这就是几何学的精神。一种是精神的力量与正确性，另一种则是精神的广博。而其中一种却很有可能没有另一种；精神可以是强劲而又狭隘的，也可以是广博而又脆弱的。”[2]

例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者恩格斯曾经谈到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现象。他说：“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和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对于希腊人而言，形而上学在细节上是正确的，那末，对于形而上学而言，希腊人在总的方面，就是正确的。”[3]在这里讲到前后两个不同时段上的不对称性。

例3：19世纪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不仅在理论物理学、科学史（尤其是中世纪科学史）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对科学思维（尤其是对英国与欧洲大陆学者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两种科学思维模式：宽阔的思维与深刻的思维。他认为，“那些能够在其视觉想象中展现出大量物体运动时的清晰、确切而又细致图像的人，用的都是宽阔思维”[4]。例如，英国人就是典型的宽阔思维的人。在物理学中，英国物理学家若创立一个关于抽象定律的可见的和感知的映像，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帮助，他们的思维就无法掌握这些定律。而法国人、德国人则与之相反。他们往往在抽象的理论中寻求某些现象的规律性的统一，并用纯逻辑的和数学的方法来加以表述。例如，拉普拉斯、傅立叶、柯西、安培等人都是从理论所要处理的物理量的定义与假设出发，建立清晰的物理理论和物理方程。在迪昂看来，英国式的宽阔思维和机械模型的应用会妨碍他们对抽象的和逻辑有序理论的探索。

例4：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两大学科之前的质的差异。尤其是对科学与宗教，许多人认为它们实际上是两种知识形式或两种认知方式。关于这一点，哲学家德日进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宗教和科学乃是同一完整的认识活动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或阶段。他说：“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激烈斗争，科学和宗教谁也没能削弱谁。情况甚至完全相反。现在越来越清楚，它们缺一不可，否则都不能正常发展。理由很简单：二者的活力都源于生命。确实，科学无论就其动力还是就其成果而言，如果没有披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来充实自己，便不能超越自身的范围。”[5]

例5：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认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主线。那种把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认为“东是东、西是西，两相背离永不聚”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从科学的黎明期到近代，东方的智慧曾经形成三次浪潮，影响西方的科学与文明。他说：“人类本质上是统一的。东方和西方彼此经常对立，但并非必须如此，把它们看作同一个人的两种面貌，或者说同一个人的两种姿势更为聪明些。”[6]

例6：科学史家D。普赖斯认为，古希腊科学与巴比伦科学是两种差异性极大的科学体系，“我们的文明独一无二地包含着高度的科学内容这个事实，主要归因于两种差别极大的科学技艺在较高水平上的混合：一个是逻辑的、几何的和图形的，另一个是数量和数字式的”[7]。他并且用玻尔的“互补原理”说明这两个科学体系之间的互补关系。甚至用生物学上的“雌雄同体”来比喻两类科学通过互补而形成极优的品质。

例7：科学哲学家库恩除了运用“范式”来说明科学的一般发展模式外，还通过两种思维类型说明在科学研究的传统与变革中应当努力保持“必要的张力”的必要性。这两种思维类型即“发散式思维”与“收敛式思维”。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是革命的。所以，他们确实要求思想活跃、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另一方面，“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8]。然而，“强调在收敛式思维和评价方面的能力，往往是以牺牲发散式思维方面的发展为代价的”[9]。因为两种思维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例8：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结合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对科学思维的机制发表过很深刻的见解。他一向认为，知觉（或材料）与概念（或公理）之间的界线“是形而上学的‘原罪’（inalsin）”[10]。在回答法国数学家J。阿达马关于科学创造过程中的心理和思维活动的内在过程的询问时，爱因斯坦的答复是：“写下来的词句或说出来的语言在我的思维机制里似乎不起任何作用。那些似乎可用来作为思维元素的心理实体，是一些能够‘随意地’使之再现并且结合的符号和多少有点清晰的印象”，“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在创造性思维同语词或其他可以与别人交往的符号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任何联系之前，这种结合起来的活动似乎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11]他还认为，作为思维元素的那些印象或意象是视觉型的，而作为词语的听觉过程是作为第二阶段才参与进来的。在他个人的《自述》中，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感觉印象或形象本身并不是“思维”；只有当某一形象反复出现并起支配作用时，概念性的活动才由此产生。但是“概念绝不是一定要同通过感觉可以知觉的和可以再现的符号（词）联系起来的”[12]。在他1913年强调科学“虚构”的观点中，他又指出：“在思维中，一边是基本概念和定律，另一边则是必须与我们的经验相关的结论，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逻辑结构越简单，用以支持逻辑结构而在逻辑上独立的概念成分也就越少。”[13]

例9：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依据《易经》的阴阳观念和科学社会学家P。索罗金的周期性波动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的“阴阳模型”。他说：“理性和直觉是人类思维功能的互补方式。……理性知识很可能产生自我中心（或阳）的运动，而直觉智慧则是生态（或阴）的活动的基础。”[14]

在以上所举9个例子和论述中，例1、例3、例7涉及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共有的思维风格和思维类型；例2、例5、例6、例9涉及的是跨文化的科学认知路径和科学知识体系的类型；例4涉及的是学科间和理论（知识与信仰）形态间的差异；例8则是关于科学家个体的思维机制和认知过程。从这些例子和论述中可以看出，首先，这些科学历史中呈现的不对称性的例子实际上就是作为主体的认知不对称性的表现；其次，这种不对称性呈现于认知系统的各个层次与各个方面，尤以东西方民族科学认知不对称性最为显著[15]；最后，科学认知不对称性具有典型的二元性和两面性。也就是说，离开了二元性和两面性，人们无法完整说明和理解不对称性。

关于二元性，除了以上所举9例外，在当代科学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二元认知与分析模型呈增长趋势。（见表6-1）关于两面性，当代科学中的“两面神思维”是一种典型的概括（美国精神病学家A。卢森堡（A。Luxemb）认为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是“两面神思维”[16]）。

表6-1当代科学哲学和认知领域中二元认知与分析模型

续表

至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所谓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是指科学认知主体（呈现于不同的层面）的一种结构与功能状态，它由并置、相反、对立的两个方面（条件、范围、要素、能力、效果等）构成；通常一个方面占据主导性，另一个方面为非主导性。这种不对称性同时具有二分性、排斥性、两极性、非均衡性、互补性等特性，是客观世界到处盛行的不对称性在科学认知领域中的具体表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