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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科学思维风格的案例分析与心理测评（第2页）

三、几点结论

鉴于东西方科学思维风格研究涉及的范围较为宽泛、构成的因素较为复杂：既有神经心理方面的，又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等，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66]

首先，对东西方科学思维差异的二元划分及“半球风格”的测评，应当从大的、主导性方面入手，而不可拘泥于小的、非主导性的方面。应当承认，有关东西方科学思维差异是否如此之大，是否有这样一个二分二维特征，一直以来并不是没有争论的，但从大的方面来看，认为综合的、意象的思维和方法在东方人中占有主导地位，而西方人则以分析性、思辨性（抽象的逻辑思维）为主，是有根据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认识东西方科学思维差异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深入研究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在进行思维差异的二元划分及“半球风格”的测评时，我更多是使用“偏好”一词，其目的就在于试图拒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法。这样，当我们说到西方人的某些思维特征，例如，抽象的逻辑思维特征时，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注意到西方人中所存在的“直觉的”“意象的”的思维特征或方法。同样，当我们谈到东方人的意象思维特征时，也并没有意味着对东方人的概括思维能力的否定。例如，老子的“道”，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思辨性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的对象性指称没有西方人相近的概念那么简单明了，但它却有相当的解释力和通透力。我只想指出的是，老子的“道”的思维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具象”本身，始终没有达到“抽象”的程度。另外，对描述思维特征的名称或术语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如同样是“综合”与“分析”，东西方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是有质的差异性的。以“综合”为例，源于古希腊人的综合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一开始就将自己的认知取向建立在综合之上，尽管这是一种笼统而模糊的整体直观的把握。因此，对这些方面的认识又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日本学者中村元虽然并不认为存在所谓单一的“东方”特征，也不存在单一的“西方”特征，但他还是指出了东方诸民族之间在思维方式上所具有许多的相似性，并用“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作为他四卷本著作的书名，即他认为作为一个总体，“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是存在的。[67]

其次，在进行半球风格模式与科学思维风格匹配和评估时，必须注意区别个体认知层面与科学共同体以及以文明板块或文化区域为单元的东西方科学认知层面的质的区别。相对说来，科学文化意义上的科学思维特征的分析与概括难以像脑科学、认知心理学那样进行实证性研究；许多时候，类比的、定性的论证是不可缺少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比较、匹配与评估时切忌简单化与主观性。我们既要看到大脑机能与思维特征和知识类型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又要看到它们两者的差异性。否则在进行对比、匹配时就会出现差错。前述D。普赖斯将“右半球”对应于“希腊人”“左半球”对应于“巴比伦人”，显然是将两两相对的匹配搞颠倒了。因为，“图形”并不等于“图像”，更不等于“形象”，相对说来，它是一种简约化、类型化了的空间形式结构；而“数量”和“数字”也并不等于整个数学，尤其不等于数学中需要逻辑推演和证明的那部分数学。

最后，应辩证地把握科学思维风格的变与不变的关系。没有一种风格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同一种风格类型，其内部也有不同的风格变体。作为对立的两种思维风格，由于两端之间的互动性、渗透性，它们在相互影响、改变对方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嬗变。还要看到，历史上的“东方”和“西方”，其地域范围和其指称的对象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交流与互动，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那种设想某种思维风格的纯而又纯的性质的情形，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谈论二分二维模式的存在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尽管如此，从不断扩大的范围和对立的两端入手，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比较出鲜明的差异性，仍然可以在相对的、层次不断转换的标准下找到具有显著差异性的二分二维模式。这说明，板块文化或民族文化层面上的科学思维风格总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正是在这种风格类型下进行科学研究的个体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一种特定的科学文化类型得以延续的原因。

[1]本章出现的“类型”（type），“方式”（fashion，pattern），“样式”（patteryle，form），“偏好”（preferences）及“风格”（style）等术语，都在它们相近或共有的意义上使用。

[2]〔法〕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175页。

[3]〔法〕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173页。

[4]〔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373页。

[5]〔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71页。

[6]〔法〕雅克·阿达玛：《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陈植荫、肖奚安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第5页。

[7]〔澳〕D。R。比金斯：《科学心理学》，陈为、毕华译，载《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2期。

[8]参见〔美〕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29页。

[9]阿瑟·I。米勒：《意象、审美和科学思维》，LiuXingmin译，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10]bie，A。C。：“StylesofStifigiradition”，Volume。London：Duckworth，xi，1994。

[11]bie，A。C。：“StylesofStifigiradition”，Volume。London：Duckworth，xxi，1994。

[12]〔英〕哈金：《语言、真值和理由》，张敦敏译，载《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

[13]〔英〕G。E。R。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钮卫星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第104页。

[14]〔英〕詹姆斯·W。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李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102～103页。

[15]葛瑞汉：《中国、欧洲和近代科学的起源：李约瑟的〈大滴定〉》，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137～160页。

[16]参见〔英〕R。赖丁、S。雷纳：《认知风格与学习策略》，庞维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沃建中等：《认知风格理论研究的进展》，载《心理与行为研究》2004年第4期。

[18]Riding，R。J。a。：“itiveStyleandGahemglishLanguageandFreionalPsychology，1993，13（11）：59～67。

[19]Riding，R。J。：“OureofitiveStyle”，EdualPsychology，1997，17（1，2）：29～49。

[20]张晓文、余嘉元：《半球认知风格：一种研究个体差异的新视角》，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1]Levy，I。：“LateralDiffereheHumanBraininandBehaviouraltrol”，InP。BuserandA。Rougeul-Buser（eds），CerebralCorrelatesofsciousExperiehHolland，1978，pp。285～298。

[22]VerelligeiveStyles，andBraiion”，In，P。S。Fry（ed。）。gsofintelligeelleg：ttheoryandresearch。Amsterdam：NorthHolland，1984，pp。135～155。

[23]Genovese，J。E。C。：“HemispheriitiveStyle：Aparisoruments”，TheJeicPsychology，2005，166（4）：467～481。

[24]郑林科：《赫曼全脑技术对大脑优势心智偏好的测验与训练》，载《医学与社会》2000年第6期。

[25]〔美〕奈德·赫曼：《全脑革命》，宋伟航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第10～11页。

[26]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东西方的概念较为宽泛，通常是指旧大陆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东方”和“西方”的所指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中古代以前，地中海以东的地方被称为东方，到后来，“东方”的概念主要是指“远东”地区。所以，在以下的论述中，我有时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看作是“东方文化”，有时又将它们作为“中间文化”或“混合型文化”看待。

[27]〔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0页。

[28]〔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1页。

[29]〔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04页。

[30]（宋）朱熹注：《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蒋谦：《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32]车文博主编：《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第一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