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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作为科学认知的意象图式探究（第1页）

第二节作为科学认知的意象图式探究

历史上有关意象图式在科学认知中作用的研究积累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成果，其重视程度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被提升的。按照阿达玛的观点，笛卡尔是近代以来最早认识到意象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尽管后者非常怀疑意象的可靠性，甚至主张把意象从数学中驱逐出去。

在近现代时期，一些著名哲学家关于表象、图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分析对充分认识意象图式在科学认知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算起来，这种哲学探究可追溯到近代产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那里，后来又在现象学那里得到拓展。在现象学者看来，我们是被封闭在图像内的存在；虽然图像是世界的摹状物，但图像就是世界本身；我们在思考图像的现实性时，就是在思考现实性本身。而这种现实性的解读正是图像之为图像的本来力量。正如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象的奠基》演讲中从人的认识的立场上所指出的，所谓“世界图象”，也就是世界本身，即存在者整体。因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象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象，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象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12]。这也同时告诉我们，由于有了人的存在，图像与世界、与现实的关系并不是那样直接；图像作为世界存在和意义构造的场所，只有当图像确立的主题与意向发生关联时，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达成。

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哲学中的认知转向，科学研究中的隐喻、意象、心理空间、模型、知觉符号表达、类比思维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如认知科学家威廉·F。布鲁尔（WilliamF。Brewer）在“复兴的心理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阐明科学哲学必须明确地把科学理论当作心理表达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13]而这些心理表达形式包括意象、图式、模型、理论等。萨伽德在《认知科学导论》（1996）一书中也说：“在过去的15年间，借助于心理学实验与计算机建模的相互结合，对类比性思维的理解也得到了增长，表象也从地处科学探索的边缘转移为心理学、神经学和计算研究的重要论题。”[14]实际上，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意象、图式、隐喻、类比、心理模型、原型、象征、知觉符号等都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因为它们都具有“图像”“意象”（表象）的性质，因而它们大体上都可以置于“意象图式”的名目下来进行言说。我认为，作为科学认知的意象图式探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原型（样例）。“原型”（archetype）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archetypes”。其中，“arche”本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types”意为形式。柏拉图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时，其意指事物的理念本源。[15]精神分析大师荣格曾经从心理学（精神病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原型”范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原型本质上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它是集体无意识内容的表现形式，因而也是“最古老、最普遍的人类思维方式”[16]。通常，这种原始形式可以通过原始意象表现出来。

对科学认知哲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原型思想主要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和E。罗施（EleanorRosch）的“原型范畴理论”。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中，范畴被看作是一个大的家族，范畴中的成员与家族中的成员一样，彼此之间只是相似，而不是相同或一致。通过这样一些共同的、相似的属性，一个范畴才可能与另一个范畴区别开来。换句话说，范畴是根据（成员之间）“相似联系”进行概括的。受此影响，E。罗施在20世纪70年代对原型范畴理论做了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包括在伯林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颜色词所做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她发现，各种颜色的原型是其焦点色，在颜色范畴中具有重要地位，处于相关光谱的中心区域，是颜色范畴中的最佳样本。后来，她将这一研究结果扩展开来，进一步发现，范畴是以原型为中心而构建的，原型是范畴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典型的成员。[17]E。罗施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识别范畴的重要方式，即通过多数人共同认可的样例以及该样例所具有的最突出的特征，便可获得对某种范畴的认知和理解。

就现有资料来看，库恩明确提到他的思想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说”的影响。他指出，对于常规科学来说，其内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技巧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们不是通过规则和假定，而是通过相似和模拟科学的这部分或那部分而联系起来。为此，库恩常将范式（paradigm）当作原型来处理。因为在他的范式论中，范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范式这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8]。而“所谓的范例，首先指的是学生们在他们的科学教育一开始就遇到的具体的问题解答，包括在实验室里，在考试中或在科学教科书每章结束时遇到的”[19]。就是所谓的“常识原型”。

不难看出，E。罗施和库恩的原型（范例）更多的是直接指向对象（事例、事件）本身。虽然原型作为某一范畴具有其范畴所属成员的更多的共同属性，因而具有感性的具象的成因，但它毕竟不构成一种较为普遍和稳定的心理样态或认知方式（只有那些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原型对象才有助于构成基本的心理样态或认知方式）。因此，这种原型通常只能说明某一范畴（尤其是语言中的）形成的心理过程，而无法说明更宽泛意义上的心理类型、心理结构的构成。显然，这与文化人类学家、文化心理学家的界定和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荣格的原型更多的是一种形态化了的心理结构或思维（认知）方式，它保留于集体的深层无意识和种族记忆当中，具有先天倾向或潜在发生的可能性，常为外部事物所激活而赋予经验以形式，同时具有外显的文化象征性。就此而论，我倾向于在荣格原型说的基础上，将集体无意识原型说与E。罗施的原型范畴理论、库恩的科学范式和范例说等各自的优长加以整合，从而跳出关于具体对象的原型束缚而致力于具有文化意义和普遍性特征的心理结构与认识方式的说明，同时为其以后的发展寻求依据。[20]

（二）隐喻（象征）。隐喻在语言学中是一种修辞现象，是比喻的一种形式。其含义是指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而在语词上并不使用“如”“像”“好比”之类的词。在人类学家看来，隐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知方式。同样地，象征（symbol）也是语言学和文学中的修辞手段；它如同隐喻那样，也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借助于类似或相似的性质而建立起某种联系。所不同的是，它必须用某种媒介物（象征物）来表现某种特殊意义（这种媒介物包括实物、言语、图案、数字、行为、颜色等）。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象征是所有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21]；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意象构成的象征性辅助物不仅偏向于具体事例的表象，而且凭借它，每个概念同一个形象化配合起来，从而使概念具有‘例证性’，否则概念始终是抽象的”[22]。

研究者们发现，作为一种科学认知的手段，隐喻同时具有了修辞、启发和认知的功能。科学史中实际上散布着大量的隐喻式的认知方法和隐喻式的语言表述；隐喻为语义的分析扮演了一种根本性的角色，而语义分析又是形成科学概念、说明科学实在性的重要途径。[23]同时，隐喻通过映射或对应的方法在理论实体与对象实体之间建立起各种类比性、同构性的模型，有助于科学概念和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转换，甚至引发科学革命。正如库恩在他后期的论述中所说的：“随着科学革命而不时改变的类隐喻的并列关系，对于获得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过程来说是很基本的。只有在这一获知或学习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科学实践才可能开始。”[24]

人们注意到，科学认知中的隐喻“转向”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过于强调句法作用和形式命题的“矫正”，是一种“超逻辑形式”的科学凝集。正如科学哲学家郭贵春所评论的：“科学隐喻成功地搭设了科学理论中所予与映射、数据与猜想、常规与假设之间的桥梁，使科学家从直接的科学事实和经验观察材料向可能的、有理由的理论构设迈进，并为最终实现科学理论的创造性飞跃架起了跳板，从而超越了一维的字面意义和单纯的经验判据，消解了稳态的指称理论与僵化的逻辑架构，摆脱了严格因果决定论的逻辑限制与束缚。”[25]这种“超逻辑形式”不仅表现在非因果性、相似性、网络性、同型性方面，还表现在直接性和“心像”特征等方面。例如，在当代科学中，在原子结构与太阳系、声波与水波、引力坍缩与黑洞、量子力学测量与“薛定谔猫”、苯分子结构与盘状（首尾相衔）的蛇、布尔巴基C60分子结构与足球、DNA结构与双辫螺旋结构图、大地生命系统与盖娅女神等“本体”与“喻体”连接中，后者均与人们日常经验所获得的“心像”有关。在形成概念或接受某种概念的过程中在大脑内借助于视觉表象或想象力而形成某种意象图式，而这种意象图式来源于人们所熟知的日常经验。

还有一些学者认识到，看起来截然对立的宗教与科学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通常把那些看不见的实体以看得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方式实质上就是隐喻、类比及象征。学者阿利斯科·E。麦克格拉思（A。E。McGrath）认为，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些共同的“根本性隐喻”。例如，“道成肉身”中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的隐喻十分类似于玻尔的“互补”隐喻。[26]马丁·约翰逊（MartinJohnson）在其《艺术与科学思维》一书中辟专章阐述“象征主义是协调科学、宗教、艺术的未来线索”的观点。他认为，“象征”提供给我们一种关于“实在”的理解方式。对于宗教神学论者和宗教虔信者来说，象征并不就是人脑中的虚构，“神的概念是我们头脑中用于代表或表达我们都崇拜的那个事实的人造的象征”[27]。不同的象征或不同的崇拜偶像恰恰是历史上不同实在的不同经历。从关于象征的实在性的这种理解出发，他认为我们可以沟通或协调科学、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图式）。有学者将隐喻看作是模型，或者说任何模型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隐喻。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差别的。重点在于，任何隐喻都必然包括有图像和类比，它可以是一个一个的，而模型却不必然包含图像或类比；模型不仅具有“模”（真实的对象及其替代物），而且还有“型”（经过认知而把握的形式或形态要素及其组合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模型倒与原型有更多相似之处，即它不仅有具体可感的因素，更有理性概括的成分。

如果将这一想法与康德的“图式”联系起来，我们将会看到两者之间的更多的相似之处。因为在康德看来，当想象力为概念提供图像（形象）时，“图式”（亦译图型，schema）也就产生了；“一方面是理智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个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型”[28]，即意象（图像）与图式（图型）紧密关联。正是这种关联性，人们才能通过图像而达于图型，又通过图型而达于概念。认知语言学家莱科夫等人认为，“意象图式”（imageschema）既有“意象”成分，又有“图式”成分，是对表象、心像的抽象与概括。这是对康德图式说的发挥。

凭借着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模型推理的科学认知论题”使人们对于模型在科学认知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该论题的目的是要为各种科学推理活动提供认知机制的解释。[29]它表明在传统的科学推理形式之外，还有一种与意象的、空间的、模型化思维活动相关的推理形式。这种推理形式能够处理非言语表象操作，能够将形象化的思维过程设计为适合操作的逻辑系统。因而也可以说，基于模型的推理是适合于从相似性出发进行创造性思维，进而成为新理论发现的重要工具。[30]例如，本人基于“类脑模型”而对人类科学认知结构进行的思考，就充分利用了这一推理形式。

科学哲学家南希·J。纳赛希安指出：“认知研究方面，与基于模型的推理相关的课题主要是类比、心理建模、心理模拟、心理意象、图像和图形的推理、专家—新手求解问题，以及概念变化。”[31]她以近代物理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为例，说明“场”的概念的生成源于对物体和电荷周围过程可能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那些模糊思想或意象。例如，在将电磁表述为一个场时，法拉第主要使用定性概念和视觉图形的推理。他借助于“力线”的图像来表达一个场，而此力线是铁屑撒在磁源附近时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法拉第磁场的概念包含了“线”的许多特征。“力线概念至少提供了有力的、形象的关于电磁作用传递的想象”[32]。通过这类例子，纳赛希安向人们证明，问题的表达有着不同的类型，既有语言的、公式的，也有图像的、模拟表达的。其中，心理模型之类的类似物由于是从模拟自然环境中的各种样例或可能性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保留了被表达对象所固有的约束。因此，心理模型或图式化的模型必须最大限度地与被表达或模拟的对象“相似”或“吻合”。这就为基于模型的推理认知提供了科学实在论的基础。当然，作为构造外部世界的内部模型（知识的组成形式），心理模型不再简单地对应于视觉或知觉表象，它已经包含丰富的概念内容，因而它常常是“图式”性的。

现在对这节的论述做一个小结。对原型（样例）、隐喻（象征）、模型（图式）这三个方面，我是将其置于意象图式这个大题目下来讨论的。我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和相似性的成分主要来源于心理或文化所构造的意象、象征和图式中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基本元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离开样例来谈意象，也不能离开原型来谈模型；任何隐喻似乎都提供了一种模型，都是一种带有直观可感形象的象征。正如科学哲学家李醒民所说：“隐喻、类比和模型的相同之处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它们都是基于不同事物或关系的具体的或抽象的相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比的或对应的格局，从而在二者之间架起无形的沟通桥梁，以便由已知的、熟悉的存在和境况顺利地向未知的、陌生的存在和境况过渡，借以达到把握和理解后者的目的。”[33]当然，相对于模型和图式而言，我把原型和样例看作是较为初级的东西，后者有着更多的特殊性、具象性，而模型和图式应当是更具有综合性和抽象性的思维形式。至于隐喻与象征，我将其看作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活的思维元素的运用与操作，因而更具有动态性。此外，它们都不只是构成认知的手段，同时也是具有生成意义与文化价值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