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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意象图式在构造阴阳五行和八卦图式中的作用分析（第3页）

[37]以上这两段引文均引自（汉）司马迁撰：《史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第1289索隐。

[38]转引自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第73页。

[39]瑞士学者鲍海定（Jean-PaulReding）指出，在希腊哲学家中，隐喻并没有受到中国古代那样好的“待遇”。柏拉图曾将隐喻视为哲学的大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并不一概反对隐喻的使用，但仍将其限制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哲学家表述其理论的方式独立于（或者至少是应当独立于）他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哲学家致力于追求的理论应当是用清晰的、抽象的、正式的和严密的语言来表述的理论。那种采用修辞性的方式应当是临时性的；当理论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时，这种临时性的用法将被理性的语言所取代。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人们将其称为“隐喻的取代理论”（thesubstitutiontheoryofmetaphor）。参见〔瑞士〕鲍海定：《隐喻的要素：中西古代哲学的比较分析》，载艾兰等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74～100页。

[40]参见蒋谦：《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41]王夫之：《周易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212～213页。

[42]王前：《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3]曹顺庆主编：《两汉文论译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第496页。

[44]刘培育：《譬喻古论——对譬喻推理的探讨》，载《哲学研究》1990年（增刊）。

[45]谭家健、孙中原注译：《墨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361页。

[4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204页。

[47]〔日〕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周林东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55页。

[48]谢祥皓：《庄子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8，第244页。

[49]〔日〕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周林东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127页。

[50]〔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31页。

[5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9～40页。

[52]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1927），见席泽宗：《科学史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85页。

[53]转引自（清）江慎修：《河洛精蕴》，孙国中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第5页。

[54]转引自（清）江慎修：《河洛精蕴》，孙国中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第6页。

[55]（宋）朱熹注：《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6]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载艾兰等：《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57页。

[57]参见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87页。

[58]这里的“关联思维”正是意象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功能。它实际上是将各种意象要素归并为一个整体的意象图式。

[59]原文为“六十四爻”，疑为笔误，似应为“六十四卦”。

[60]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载艾兰等：《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57页。

[61]〔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66页。

[62]〔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68页。

[63]转引自王靖华：《康德的“图式说”与现代认知结构理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64]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35页。

[65]〔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0页。

[66]李树菁：《周易象数通论》，商宏宽整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第222页。

[67]李仕澂：《论太极图的形成及其与古天文观察的关系》，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C1期。

[68]宋丽波：《表象研究新进展及其思考》，载《教育探索》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