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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崛起及其与拉萨尔派的合并（第1页）

第二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崛起及其与拉萨尔派的合并

一、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及其纲领和章程的制定

奥·倍倍尔（1840—1913）出身贫穷的普鲁士士官家庭，只上过国民学校，14岁就开始当旋工，长期刻苦自学成才，1861年加入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随即成为该协会领导人。1865年结识比他年长14岁的李卜克内西后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出身旧官吏家庭，自幼失怙，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柏林和家乡吉森上过两年大学，1847年投身工人运动，参加1848年革命曾被捕入狱8个月。1850—1862年侨居伦敦期间同马克思、恩格斯常有交往，成为马克思派共产主义者。1862年德国大赦后回国，1863年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因反对拉萨尔投靠普鲁士王室的政策于1865年被联合会开除。1866年年初他加入第一国际，在德国宣传第一国际的革命联合思想。他结识倍倍尔后俩人志同道合。1866年8月俩人一起建立主张激进民主的萨克森人民党。年底倍倍尔也加入第一国际，思想大有进步。1867年二人同时当选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为工人解放事业并肩战斗。从1869年5月起，经过他们二人带领白拉克等人积极筹划，6月下旬后更有一批觉醒者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筹备建立新党的队伍。6月26日白拉克等12个原联合会骨干分子在《民主周报。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机关报》上发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会员呼吁书》，号召他们不要再受拉萨尔派领导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为了实现工人政党的统一，“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勇敢地行动起来吧!”①即要求他们退出联合会，加入到建立新党的队伍。7月7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约200人在《民主周报》上发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公开信，表明即将召开全德社会民主派代表大会，要创建新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求各地工人组织选派代表与会。信末提出：“起来，同志们，为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并通过大会为党的壮大和统一而努力!”②参与公开信签名者有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布雷麦尔等66人。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城召开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有德国各地工人组织的代表和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代表共262名出席，会议宣告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虽然都是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是1864年的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已经不提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已经被广大工人所熟悉和接受，连拉萨尔派1865年创办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也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所以取名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也表明德国工人政党面临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两大历史任务，先要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

倍倍尔在1890年10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回顾往事时曾经这样解释当初为何要取名社会民主党。他说：“选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它合乎我们这里的习惯叫法。所有的报刊和整个敌人营垒都把我们称作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也总是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就很自然地采用了这个最简短精确的名称。我本人也是提议采用这个名称的人之一。”①大会由倍倍尔做纲领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党纲党章是由倍倍尔起草的，李卜克内西参与定稿。李卜克内西在大会讨论中多次发言，阐述了纲领和章程草案中的要点，解释了代表们的某些疑惑（例如，纲领中不直接写明“共和国”的要求是避免遭到帝国政府取缔），驳斥了拉萨尔派的各种谰言（如说李卜克内西想当领袖），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决定从1890年10月1日起创办党报《人民国家报》，在莱比锡出版，由李卜克内西负责主编。大会同时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是加入第一国际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党。李卜克内西还当选为出席第一国际即将召开的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恩格斯后来于1891年写成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回顾往事时这样写道：“主要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下，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原则的工人政党。”②

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全文共19条。最重要的是第二条中所提出的该党坚持的几个原则：“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不是一场谋求阶级特权和优先权的斗争，而是为了……废除一切阶级统治”;党力求“废除现存生产方式（雇佣制度）”;“只有在民主国家内才能实现”“各劳动阶级经济解放”;“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区任务，也不是一个民族任务，而是一个社会任务，它包括所有存在现代社会的国家。”因此党要加入第一国际的斗争。我认为正是以上这些原则规定，恩格斯才说德国产生了公开宣布《共产党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同时，我们还要

看到，党纲第一条开宗明义居然提出：“社会民主工人党企求建立自由人民国家。”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政治实体，这正是拉萨尔的观点。其实只要存在国家，总有人不能自由，只有将来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了，人人才能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党纲还说：“通过合作社劳动使每个工人都能获得全部劳动收益。”①即便在废除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雇佣劳动后，合作社也只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唯一形式。《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国有企业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重要和主要形式。纲领中还写明该党的10条“最近要求”，这可以说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其中包括授予所有年满18岁男子享有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权，实行直接人民立法，废除所有等级、财产、出身和宗教的特权，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实行公立小学强制义务教育，司法独立，废除所有报刊法、结社和联合法，实行标准工作日、限制女工、禁止童工，实行单一直接税等。这些都是民主主义的基本要求。“最低要求”中也还有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如要求“国家资助合作社事业”，给生产合作社发放贷款。此外，“实行标准工作日”没有具体提出十小时或八小时制要求，要求实行普选权仅限于男子，没有提出女子选举权；要求“建立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这是不切实际的。

纲领19条，只有前3条是纲领，后16条是章程。其中第4-6条关于党员义务，规定必须每月缴纳党费，订阅党的机关报，凡3个月不履行应尽义务者，就不再视为党员。第7-11条关于党代表大会，规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所有涉及党的问题，并做出决定”①。每个代表都有一票投票权，必要时经六分之一党员提议或经执行或监察机关多数决定，可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大会纪录在会后三周内提供给所有党员。党代会涉及党章、基本原则和政治立场问题的决定必须在党代会以后六周内提交全体党员征询，并通过党员投票以简单多数做出决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会实行年会制，全党党员是党的主体和主人，全党党员有权对党代会的重大决定进行民主表决。据我考证，正是在1869年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把“同志”一词写进党章。党章第9条规定：在每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党内同志提交的提案，应至少在代表大会以前14天作为确定的议事日程加以公布”②。可见党内同志享有多么充分的权利。党内同志一律平等。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理应是全党同志的党、全体党员的党，而不能是几个领导人的党，不能是几个领导人可以随意掌控的党。党章第12—14条关于党中央执行机关，规定领导党日常工作的是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设主席、副主席、书记、司库和理事各一名；这五名委员由中央所在地的党员以绝对多数票选举产生；委员会必须有三人出席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应为自己的所有行为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党要服从党代会和全党多数党员的决定，而不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也要服从党代会和全党多数党员的决定。党章第15—17条，关于党的监察机关，规定：“为了尽可能防止党的委员会专横独断，党要成立一个11人的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负责处理上诉和监督党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至少每个季度要对其日常工作、档案、账册和现款等进行一次检查和研究，如发现有失职行为“有权免除个别委员以至整个委员会的职务”。“委员会有争议的问题由监察委员会决定，做出最后的决定的审级是代表大会”①。监委会委员也由党代会决定监委会所在地的党员民主选举产生。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监委会不仅不属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而且其职责是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它可以免除个别中央委员甚至全部中央委员职务。这样的党章实际上确立了党内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即党代会的立法权、委员会的执行权与监委会的监督权三权制约，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导致专横独断。

党章第18条规定创办《人民国家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党报要严格遵守党纲，应刊登党员同志的符合党纲精神的投稿。党章第19条规定党员由上可见，这些党章内容是充分继承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章的民主精神，又新增加了监察委员会用以专门监督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党的权力结构就更加合理，更加体现了党内民主。这些规定完全克服了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中过分强调党主席个人集权的弊病。应该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可是国外学者仍有把该党组织原则定为“民主集中制”者。例如，民主德国贝托尔特等编写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说：倍倍尔起草的组织章程“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①。苏联学者弗·朱宾斯基著《威廉·李卜克内西传》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章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②。这是把1904年以后列宁认同的“民主集中制”简单地硬套到19世纪欧洲工人政党组织上。

二、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合并过程中的复杂斗争

爱森纳赫建党代表大会还把党的委员会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址选定在德国北部不伦瑞克城。这是因为它靠近莱茵区，那里是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最集中的地区。党的委员会常驻那里开展日常工作，有助于争取拉萨尔派的成员，使他们归向爱森纳赫派。结果正如后来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到这“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①。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为何在1870年还互相对立、甚至用棍棒进行武斗，到1875年却言归于好、实行合并呢?主要是由于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全胜，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居然趾高气扬地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铁血首相”俾斯麦鼎力相助之下终于从上而下统一了德国，使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即便是在帝国统治之下实现统一，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这种新形势必然会加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迫切要求实现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以增强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实力。

1871年柏林、开姆尼茨等地工人罢工，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1872年发生250多次罢工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这一年9月在美因兹召开的爱森纳赫派党代表大会年会就提出，要在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原则性的合作方面尽量达成协议，以加强对日益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但是两党合并的建议遭到拉萨尔派拒绝。1873年10月德国爆发经济危机。1874年1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有6名当选议员，全德工人联合会有3名当选议员。两个工人政党合计才有9名议员，是国会中议席最少的政党（资产阶级进步党有49名，地主阶级保守党有21名，代表西部和南部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152名，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为主的天主教徒的中央党91名，代表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支持帝国的帝国党33名）。在国会中力量对比这样悬殊的情况下，两个工人政党的议员都深感要联合起来共同抗争。1874年6月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已有很多代表提出要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甚至合并，但是遭到领导层的反对。9月联合会主席哈森克莱维尔被政府逮捕，其基层会员已不听主席号令，纷纷去找爱森纳赫派要求合并。这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第三次危机。10月两党代表开始商谈合并问题。12月两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先后出席在阿尔托纳和柏林召开的有6000人和4000人参加的工人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一致表示赞同两党尽快合并，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经过两党代表于11月2日和12月15日两次正式会谈，成立了起草新的纲领草案的委员会。

1875年2月14—15日在德国中部哥达（介于爱森纳赫和爱尔福特之间）举行两党合并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为正式合并制定了纲领和组织基础。会后李卜克内西把他起草的采纳拉萨尔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寄给倍倍尔。倍倍尔不同意李卜克内西过多退让的这个纲领草案，他于2月23日给恩格斯写信，征求他对合并的看法。白拉克也不同意纲领草案，他于3月25日给恩格斯写信告诉他此事。恩格斯于3月28日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严厉批判了这个纲领草案中对拉萨尔主义投降的种种错误观点，诸如铁的工资规律，国家援助的生产合作社，农民是“反动的一帮”等。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我们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马克思也于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写信，指出：这是“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①。同时马克思把他在百忙中加班写下的对纲领的长篇批注寄给白拉克，并且请他转交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这个长篇批注就是后来作为《哥达纲领批判》出版的经典名篇。马克思逐段批驳了纲领中所写的拉萨尔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同时阐发了自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阶段的设想。马克思指出未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他当时并没有将这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只是到1907年卢森堡、1917年列宁才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明确称为社会主义。②马克思在批驳哥达纲领中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实现所谓“公平的分配”时，明确指出：在共产主

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还只能实行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原则，也就是只能通行按劳分配。“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我深刻记得，我国在1958年时误解了马克思的原话，误以为按劳分配的等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此要急于破除这种“资产阶级权利”，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急于废除等级工资制，要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这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所犯的重大错误。话说回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论述，也只是一种推理的预测，还有待实践的检验。马克思当时的预测实际上还颇受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例如，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可以在全社会实行计划生产，取消商品、市场、货币，按劳分配将采取劳动券的形式，即劳动者每天每周劳动之后，“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②。其实马克思这种设想就是来源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9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设想和他在新拉纳克办公社的实践经验。欧文直到1858年86岁高龄逝世前都一直在努力实现他以劳动券取代货币的设想，只能是抱憾终身。社会上亿万人群需要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消费资料，怎能都通过劳动券到社会储存库中去领取符合自己需要的消费资料呢?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能是无商品、无市场、无货币的“三无”社会。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认识到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严肃、严正、严格、严厉的批判居然没有被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和采纳。他们因急于要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两党合并竟放弃原则。李卜克内西于1875年4月2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辩解说：“只要不想使关于合并的协商破裂，这些缺点在代表会议上就是不能避免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要么就是这个纲领，要么就没有合并。”李卜克内西甚至还说出：“我敬仰马克思，但是我更敬仰本党。”倍倍尔在9月21日致恩格斯信中表示：“您对纲领草案所作的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也严厉谴责了李卜克内西的委曲求全，但是既然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应当尽力摆脱它。”①倍倍尔还是和李卜克内西一样认为：“若是我们要求得更多些，那合并势必不可能，这不仅为敌人所快，还将有损于我们的党。”②总之，李、倍等人都是强调合并的好处而宁愿放弃原则。一方只着眼于党的眼前利益，另一方则考虑理论的正确性和纯洁性。然而马、恩并未恼羞成怒，因他们犯了重大错误而给他们加上“反共产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帽子；他们也没有责备马克思、恩格斯远在国外，不了解国情党情而说他们反对党、反对党中央。马、恩继续支持他们、支持德国党在统一后的工作，他们也还依然时常继续请教马克思、恩格斯。互相尊重、互不翻脸，双方这样处理党内这场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分歧和矛盾，为保持党内和平、维护党的统一，树立了良好的范例。这样是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一切都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一切都有待于增进团结、合作共事，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而不可加深矛盾，加剧内斗。

三、德国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合并的哥达代表大会的得失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两党合并大会于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城举行。前者出席代表56名，代表9121名党员，后者出席代表73名，代表15322名党员。六天的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新党纲、新党章，决定统一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还讨论并决定党的报刊和鼓动工作，选举产生了新党的领导机关。新党纲虽然保留了拉萨尔主义的多种错误观点（如“废除铁的工资规律”，除工人阶级外“其他一切阶级都不过是反动的一帮”，“通过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等等），但是还明确规定：“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也就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同时还肯定了“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决心承担一切义务，“以便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①。大会把党的名称由社会民主工党改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更鲜明地把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而且新纲领中写出要争取“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新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要实现“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规模”。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中连“社会主义”一词都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不仅根除了拉萨尔派的旧章程中主席专权制的痕迹，而且比爱森纳赫派1869年的章程也更增强了民主制的基础。新章程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规定“一名代表最多代表400张票”，这样才能保证全体党员的平等权利。党的执委会“由两名主席、两名书记和一名司库组成”。原来章程规定理事会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书记、一名理事和一名司库组成。现在不设副主席，改设两名平权的主席，意在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一个主席个人专断。新章程关于中央机构，除执委会与监委会之外，又增设一个由18人组成的党的委员会，其成员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职责是“在执委会与监察委员会工作中出现分歧的时候，必须由党委员会出面解决”。党的委员会不仅有权撤销某些不称职或失职的执委会成员，而且“可以根据执委会的提案停止监察委员会的个别成员或者全体成员的工作”①。这样规定使党中央的三个机构权力既有分工，又有互相制约。党的机关报设《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两种，分别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

大会决定第一届党的执委会设在汉堡，监委会设在莱比锡。担任第一届执委的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格·哈德曼（主席）、伊·奥艾尔和卡·德罗西（书记）、奥·盖布（司库）。哈森克莱维尔主席是拉萨尔派，哈德曼主席是爱森纳赫派；奥艾尔书记是爱森纳赫派，德罗西书记是拉萨尔派，司库盖布是爱森纳赫派。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因未在中央执委会所在地居住和工作，所以他们都未被选入中央执委会，但是倍倍尔当选监委会主席，李卜克内西长期担任党的机关报主编，他们始终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倍倍尔从1892年起才担任党中央执委会两主席之一）。

哥达合并代表大会虽然在党纲中有严重拉萨尔主义的错误，但是大会毕竟实现了两党的合并和德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统一。会后的实践证明，德国党从此开辟了新阶段，两党的合并确实推进了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有一句至理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①哥达大会后党的实际行动确有进步。

从1876年1月起，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各地出版《柏林新闻自由报》等12种政治性报刊，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工人和人民群众诉求，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尽量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于1876年9月29日停刊，10月1日起继续在莱比锡出版新的机关报《前进报》，每周出版三次，主要由李卜克内西负责主编。该报于1877—1878年学术附刊中连载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系统批判了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同时在批判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经济学观和社会主义学观。此书在清除杜林主义的影响、提高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水平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反杜林论》自1930年出版吴黎平的中译本以来，在我国长期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还在研读这本名著。《反杜林论》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之后第三本最重要、最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此书部分内容的摘编。

1876年8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在哥达城举行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这时党员已有38254名，比1875年5月召开合并大会时增加14312名。大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应对帝国国会选举和对待帝国国会斗争的具体措施。1877年1月在德国国会议员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12名议员席位，比上届的9名增加了3名，尤其是第一次在农业工人中增加了很多选票。4月党的国会议员党团向国会提出了改善工人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具体提案，即禁止工厂在夜间和星期天劳动，规定九小时工作日制，保障和扩大劳动者集会结社权利。倍倍尔在国会演说中有力论证了采取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公开申明实现这些措施是为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铺设道路。1877年5月党又在哥达城举行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这时党已出版43种报刊，拥有大约13。5万个长期订户，全不是由任何组织进行摊派。这表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大有成效，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有提高。大会公开议题是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秘密议题是党如何进一步改进国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