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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历史地位作用（第1页）

第五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历史地位作用

一、德国党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

德国党在历史上成就大、影响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终于叛变、破产，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制定党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纲是工人运动中升起的一面旗帜，它衡量运动的水平，给广大党员指明斗争目标、方向和道路。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发表以来，党组织都很重视党纲。德国党继承并且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德国党先后制定过三个党纲：1869年爱森纳赫建党大会通过的党纲，基本上正确，但有拉萨尔主义的影响；1875年哥达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观点，是一大退步；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清除了拉萨尔主义残迹，基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又包含有一些错误，经恩格斯批评后有所改正。爱尔福特纲领后来成为第二国际各国党纲领的样板，“成

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①。德国党制定党纲为我们提供了三点重要的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清除错误思潮影响；与本国情况相结合，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已经不够，但在德国仍有必要；“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②，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有些啰唆，甚至拖泥带水，这方面也受到恩格斯的批评。

第二，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使党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德国党在45年之中制定了6个党章，最初党章是附在党纲之中，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之后即把党纲、党章分开为两个文件。后来在1890年哈勒代表大会、1900年美因兹代表大会、1909年莱比锡代表大会、1912年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上又修订过4次。党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虽然当时党章中还没有用这一名词，但是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除在“非常法令”时期有8年不能照常召开之外，党在45年之中共召开过37次代表大会。重大问题都在党代会上解决，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党中央执委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党的最高机关，所以其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为避免党中央少数人专权，从1869年起党中央就设两个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875年起又增加一个调节两者之间关系的18人组成的党委员会。执委会设两个主席，权力平等，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个人专权。1892—1910年是倍倍尔和辛格尔二人担任主席，前者是旋工，后者原是资本家，后来把资产捐献给党，二人合作得很好，但不是劳资合作。保尔·辛格尔（1844—1911）出生于小资本家家庭，4岁丧父，家庭多子女，他14岁进布店当学徒，后来与大哥合办辛格尔大衣制作厂。他转向社会主义后，曾在经济上大力帮助党，如1873年他捐献一大笔款供党从事议会活动之用。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活动家和组织者，1911年3月31日逝世后柏林工人像历史上对待皇帝一样隆重安葬了他，列宁还写过悼文①。1911年以后倍倍尔与哈阿兹二人任主席。1882年苏黎世代表大会（十一大）决定建立档案馆，先设在瑞士，1887年迁到伦敦，到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迁回柏林。这个档案馆分13个部分，收集国际共运和德国党的各种文献、报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手稿以及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党的档案馆。1906年开始办党校，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党校，至1914年共办过7期，每期半年，培训过203位学员。大部分学员来自工人，三分之二的学员是26—35岁的青年，其中有党报编辑、工会和合作社基层负责人和职员，后来成为德共领袖的皮克等都在党校学习过。左派理论家卢森堡、梅林等曾在党校执教；右派库诺、希法亭等也担任过党校教员。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经济史和民族经济、党纲等课程。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在党校中斗争很激烈。德国党于1908年设中央情报局，注意搜集情报工作。

德国党还很重视妇女和青年工作。党的领袖倍倍尔70年代坐牢时撰写《妇女与社会主义》专著，书末提出：“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即首先是属于工人和妇女的。”1879年初版，30年之中印过50版，曾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出版。中文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由沈端先（夏衍）从日文转译，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5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过。党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1913年党员982850人，其中女党员141115人，约占15%。1890年哈勒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各选区选出的党代表如果不包括妇女时，可在特别召开的妇女大会上选出妇女代表。1909年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男党员每月缴纳党费30芬尼，女党员只交15芬尼，以示照顾。19世纪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力支持下，南德出现了无产阶级青年组织。资产阶级尤其残酷剥削身强力壮的青年工人。1904年学徒工保尔·迈林在柏林格鲁奈瓦尔特的自杀事件促使柏林工人也建立了独立的青年工人组织——“学徒与青年工人联合会”。同年曼海姆也组成“青年工人联合会”，从1905年1月1日起出版机关报《劳动青年》。1906年2月南德各地的青年联合会合并成立“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创办了机关报《青年近卫军》。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党的1904年不来梅代表大会、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1906年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都曾经发表演说，要求党面向青年，要求党打破“政治是老年人的事情”的旧观念。他响亮地提出：“青年跟谁走，谁就有前途。”1906年在曼海姆召开了全德青年工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35岁的德国党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做了《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的报告，这次大会实际上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1907年他为此被控叛国罪，处以一年半徒刑。但是柏林人民于1908年6月当他还在狱中时就把他选为议员（他到1909年6月1日才出狱）。党在1908年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三十二大）上讨论了青年工作，决定成立青年委员会，置于中央劳动青年部领导之下。右派对于党内青年革命力量的增长非常害怕，极力阻挠破坏。青年组织在左派领袖李卜克内西领导和推动之下，终于冲破阻力，于1918年10月建立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联盟，1920年9月改称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继1918年10月苏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的世界第二个共青团。

第三，善于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善于通过合法斗争争取广大群众，又善于通过秘密斗争联络基层党员。如前所述，党在1878—1890年“非常法令”时期在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方面做出了榜样。1890年以后每年五一节是党组织群众宣传的好机会。党还利用议会斗争争取群众。1871年时党所得选票只占总数的3%，只有2名议员；到1912年增至占总票数34。8%，有110名议员；1913年复选中又增补一席，共111个议席，约占全部议员397席的28%。20世纪初，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达到200多万人。党内左派反对工会中立，反对修正主义领导，反对黄色工会。在工会运动中培养了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后来的德共主席台尔曼就是运输工会汉堡地方委员会委员，1912—1914年他曾在运输工会中反对改良主义，要求会员加强对工会领导机构的监督。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威廉·皮克于1894年6月加入德国木工工会，积极参加宣传鼓动工作。党主办的报刊从1876年的23种，增至1906年的78种，到1913年党拥有93种日报，销数180万份。柏林已被国际社会主义者公认为红色的首都，德国被认为是红色国家，德国党的代表大会被认为是红色代表大会。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于1903年10月14日在《火星报》第49号上曾发表《红色国家里的红色代表大会》一文，盛赞德国党的成功。

第四，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无产阶级政党要在民族范围内建立，首先在本国开展革命斗争，同时又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共同斗争。德国党最早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德国党1869年刚建立就加入

了第一国际，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表现了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后期尽管修正主义腐蚀了党，但是左派仍然坚决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如支持1905年俄国革命，俄国革命1月份刚爆发，李卜克内西在2月12日就号召德国工人“站在俄国革命的旗帜下行动起来”，他赞扬俄国革命“是欧洲人民历史上的转折点”。他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三十大）上说：“我们的同志们在那里流了血，这血也是为我们而流的，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而流的。”他要求党号召德国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保卫俄国革命，用实际行动打破德国政府准备武装干涉俄国的计划。女革命家卢森堡指出：“伟大的俄国革命将成为以后几十年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师表。”他们号召全国各大城市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俄国革命，并为死难的俄国工人家属募捐；他们还强调德国工人必须学习俄国政治总罢工的斗争方法。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9月举行的二十四大（美因兹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谴责德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卢森堡在会上还批评了党中央执委会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动摇态度。后期党内右派沙文主义愈益严重，可是左派一直坚持反战立场，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策划战争。

这样一个有重大成就和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什么到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会叛变、破产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我认为主要的历史教训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德国党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向纵深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它主要是进行合法斗争、议会斗争。

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的成就在党身上深深打下了合法主义和议会主义的烙印。尤其是经历了“非常法令”时期以后，党内不少人非常害怕触犯法律会使统治阶级制造新的迫害。德国党的党员崇拜合法性有时简直达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斯大林曾经多次谈到他年轻时在莱比锡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同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来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们坐火车准时到站，只是由于火车站没有人收票，所有的德国党党员都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钟头才离开月台，结果谁也没有能够赶上参加会议。①合法主义的滋长终于在党内形成了这样的投降主义信条：“宁可叛变，也不坐牢。”不少党的领导人害怕违抗政府法令而遭到政府逮捕法办。有一个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的党的议员曾经自供：“不然我们就被逮捕了。”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活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要避免破产和遭到政府镇压就必须要有不怕牺牲的英勇壮志，同时要把秘密斗争放在首要地位，这样才能使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日益滋长的沙文主义、大党主义促使德国党蜕化变质。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与英、法、俄等国争霸世界，斗争激烈。资产阶级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渗透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沙文主义使得党内与资产阶级的合作由战前的秘密联盟进一步发展为战时的公开联盟，如前所述，战争期间，党的右派领导人始终与政府和参谋总部密切合作。修正主义早就鼓吹劳资合作、阶级合作，沙文主义正是这种阶级合作思想登峰造极的表现，即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去掠夺别国，以便一些工人从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中分到更多的“油水”。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特别要警惕沙文主义的侵蚀。德国党的沙文主义不仅表现在对本国资产阶级百依百顺、俯首听命，而且表现在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粗暴地干涉兄弟党的内政。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发生尖锐对立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多次袒护孟什维克。到1912年俄国党清除了孟什维克取消派之后，德国党还硬要两派谈判，实现统一。1912年列宁曾到柏林拜会倍倍尔、考茨基等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接见列宁时非常无礼。正如列宁所说：“狰狞如兽。”考茨基也是如此，他自己完全不懂俄文，并不了解俄国党内真相，就靠几个孟什维克情报员提供的材料，非要强加于人不可。这种大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在兄弟党之间的一种表现。大党主义严重就会使兄弟党的关系破裂，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第三，对修正主义、对党内右派斗争不坚决、不彻底，姑息养奸。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德国党一度开展过斗争，但是又出现了以考茨基为首的中间派，多方加以袒护。1903年德累斯登代表大会反对把他们开除出党，从此他们在党内盘根错节，越扎越深。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党的领导人屈服于修正主义分子的压力，对工会官僚做了无原则让步，决议中居然说：“工会的重要性不次于党”，今后在实行政治罢工时，党中央必须征得工会总委员会的同意。这实际上是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了工会官僚。1912年克姆尼茨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左派关于反对殖民政策的提案。1913年年初议会党团竟投票赞成政府关于增加军费开支的无理要求。同年8月倍倍尔逝世后，右派立即解除了卢森堡、梅林的《莱比锡人民报》编辑的职务。这说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修正主义者已经掌握了德国党的领导权。修正主义者已在党内扎根，并步步高升。德国党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几十年中修正主义、沙文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党在组织建设方面有重大缺陷，以致在历史转折关头失去战斗力。

首先是党的成分不纯。党为了追求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的成就，为了拉选票，竟对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分子大开方便之门。1906年时党员才38万多人，1910年增至60多万人，1914年猛增到108。5万人。过分追求数量使党降低了党员标准，吸收了许多高薪熟练工人、手工业主、饭馆和啤酒店老板、商人、工厂主等入党。1903年议会党团81名议员中没有一个产业工人，工会官僚、小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有37名，甚至还有7个工场主，5个饭馆老板，6个商人。据不完全的统计，1907—1909年工人官僚约计2万人，他们的收入最低者也比熟练工人高出2-2。5倍，高于基本工人群众工资3。5倍。

工资最高的工人官僚收入超过熟练工人大约7倍，超过基本工人群众9倍。这些人的既得利益与资产阶级息息相关，因此在关键时刻必然跟着资产阶级跑。

对党员要求不严，表现在党章第一条只要承认党纲原则并尽力支持党的人就可以当党员，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某一个组织，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德国党后期不仅成分复杂，而且组织涣散，可以说变成为一个不十分定型的党，相当松散的党。

议会党团在党内权力过大，往往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议会党团往往又是议会迷、合法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麋集之所，这也是德国党组织结构的一大弊病。

党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是从德国党开始实行的。1869年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时党的领袖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43岁）和倍倍尔（当时29岁），后来由于党在斗争中不断遇到挫折又取得成就，他们两人都多次被捕坐牢又一直坚持斗争，所以一直被拥戴为领袖。

到1900年李卜克内西75岁逝世后，倍倍尔继续是党的领袖。倍倍尔从1892年起担任党的主席之一，直到1913年73岁逝世。他晚年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过着工人贵族的舒适生活。俄国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到他家中拜访，向他介绍俄国1905年革命情况时，他漫不经心，抱怀疑态度。高尔基看到他家里有许多垫子、餐巾、布幔，挂着养有金丝鸟的鸟笼，家里摆设也十分讲究。吃饭时听他老妻说，倍倍尔只吃昂贵的小鸡。高尔基对他的印象很不好。①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党内形成了“政治是老年人的事情”这样的陈腐观念，不重视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倍倍尔晚年也考虑到了党的接班人问题。他在1908年11月10日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好的一代接班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接班人很少遇见。你就是我寄予希望的唯一的人。”②可是他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以致李卜克内西长期都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党内还屡次遭到右派打击。倍倍尔本人晚年也居功自傲，难以听取批评意见，不能以平等态度待人。1908年他68岁时因年老多病，其妹夫和两个苏黎世医生都劝他“摆脱政治并退休”，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当时党内右派已经相当得势，他们都希望倍倍尔继续当主席，利用他的德高望重和对右派和稀泥的弱点，以便于右派在党内盘根错节，伺机扩展。果然到他逝世后，党的领导权就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手中。德国党政治上的破产主要是由于党内修正主义、沙文主义的恶性发展和修正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掌握了党中央领导权；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的终身制，没有在党内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首建垂范作用

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政治上破产，然而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独特的首建垂范作用还是要予以充分肯定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设想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就可以领导世界革命成功，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过欧洲1848—1849年革命的试验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低潮的1852年被迫解散。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他们又设想建立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就可以领导世界革命成功，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们总结实践经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民族国家纷纷形成，所以必须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才能领导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这时最有得天独厚条件首先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唯有德国。就当时西欧最强盛的英、法、德三国比较而言，英国工人运动自从19世纪40年代宪章运动辉煌一时衰落之后，不问政治、崇信改良主义的工联主义在工人中深有影响，英国资产阶级从其辽阔殖民地搜刮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收买、豢养了一批“工人贵族”（工会头目、监工、管理人员等白领工人），用以腐蚀、欺压工人，难以在工人中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法国工人深受路易·勃朗改良主义、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布朗基空想冒险主义影响。1871年法国工人正在筹备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就提前自发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大伤元气又备受压迫，也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政党。

马克思于1869年2月致拉法格的信中曾经谈到德国工人阶级的优点。他说：“至于说到德国工人阶级，那末在我看来它要比法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好些。它的世界观中的国际主义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些，它的无神论比任何别的国家要鲜明些。它普遍同情法国。”①德国工业化从19世纪60年代起加速发展，劳资矛盾愈益突出，人民大众与普鲁士专制王权政府的矛盾十分尖锐。工人运动、民主运动正蓬勃兴起。当时德国除了经济、政治条件具有独特优势外，更有文化条件的独领**。德国民族不仅是个哲学民族，拥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大师，而且还是个务实的民族，德国人还善于运用哲学来解决如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这样就在德国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于188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1版序言中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随后在1891年柏林版，恩格斯在这句话之后加上了如下一段话作为脚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②既然在德国人中间首先产生了高于资本主义而且专门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德国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具备接近19世纪4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因此德国最有可能首先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对欧美其他民族国家会起示范作用。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两位始祖马克思和恩格斯自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都只能侨居英国，德国专制政府不许他们回国从事政治活动，马克思还被取消了普鲁士国籍，成为“世界公民”。这样就只有依靠他们的门生和战友在德国去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政党。由于他们的门生和战友，有的歪曲了科学社会主义（如拉萨尔、施韦泽），有的没有完全理解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因此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成长经历了异常曲折而艰难的历程。如上所说，党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1863年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两党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以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盛时期和1899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修正主义和政治破产时期。党的纲领经过拉萨尔的《公开答复》、爱森纳赫纲领、哥达纲领到爱尔福特纲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批评，到1890年10月最后才制定了恩格斯较为满意的纲领。后来这个纲领成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制定纲领时学习借鉴的典范。爱尔福特纲领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它明确指出：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是要使社会“获得高度的富裕和实现全面的、和谐的、完美的泉源”，“这种社会变革不仅仅意味着无产者的解放，而且意味着经受现存状况折磨的整个人类的解放”。①这实际上表达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它可以说是继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的第二个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以三易其稿的纲领，而且以六易其稿的章程以及分布全国的组织系统，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建设树立了榜样。德国党建立后还在开展持续不断的革命活动，坚持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的巧妙结合，举办报刊和党校的宣传教育活动，为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做出的切实成效，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专制政府军国主义行径，为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等众多方面，都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做出了表率和示范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段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起到首建垂范的作用，除了上述德国得天独厚甚至独领**的诸客观条件外，还由于有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不懈的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坚持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列宁后来曾经多次讲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功绩。列宁于1913年4月间写的《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一文中这样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巩固组织，加强报刊工作等等；这是西方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制订的策略中的起码的东西”①。他于1918年6月间在莫斯科

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又说：“从1871年到1914年将近半世纪以来，德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组织的榜样。”②1920年4月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名著中更进而说：“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③

可是，自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抬头，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党内大国沙文主义占统治地位，导致党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破产，也为欧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树立了反面的垂范作用。这是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正如列宁于1914年10月17日所指出的：“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权威，而现在它已经是个不该这么办的样子了!”①

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从此土崩瓦解。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重整旗鼓，重新迈步。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它后来已经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转变为代表部分工人的改良主义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又进而转变为自称全民党的改良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