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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03（第2页）

[32]孟德斯鸠指出：“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如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前者指的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或“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后者指的则是“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即“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189、20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就消极自由而言，不受阻碍和限制地行动，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而是虚幻的事情。因为，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能动的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就积极自由而言，在现象具体（即个体）层面，自己作主和自我决定当然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而在本质抽象（即社会整体或总体）层面，这种自主性和自决性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再如，邦雅曼·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这里，贡斯当对人的自由的历史性解读是显而易见的。单就古代人的自由而言，第一，这种自由与分享社会权力相联系，而分享社会权力又同参与政治生活相联系。第二，政治参与意味着自由，与此相应，从事劳动则是在与必然性打交道。第三，奴隶是不能分享社会权力的，他只能从事劳动，因而是不自由的。对自由与劳动的关系的这一诠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正如马克思批评亚当·斯密时所指出的，无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联系，把劳动与自由对立起来，劳动意味着不自由，自由意味着不劳动，这是偏颇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并且，无论是以赛亚·伯林还是贡斯当，都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自由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一方面，“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另一方面，“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系。因此，把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自由诉求；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就是人的自由的发展。

[33]当然，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概念具有多重含义，除了共产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外，还有其他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如与“自由竞争”相联系的自由个性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5][英]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高湘泽译，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6][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1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7][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94～9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有趣的是，在2005年海尔布隆纳去世后的第六个年头，其另一部著作的合著者威廉·米尔博格在面对“2008～2009年大衰退”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却用一组足以推翻海尔布隆纳的论点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引爆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与家庭债务”。据美国“男性工人的中等实际工资”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工资有波动（经济扩张时期工资一般都上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2010年，工资一直没有上涨”。而工人工资收入近40年停滞的一个结果，便是“家庭借款的缓慢稳定增长”，并且，“这些借款被用于购买住房和一般的消费品需求”。（[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179～180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8][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113、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9][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0][英]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44～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1]这种相对贫困往往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两极分化：“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2]到2020年年底彻底消灭“绝对贫困”人口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既定方针和目标。在量的方面，其标准是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在质的方面，其标准则是实现“两不愁”和“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住房安全都有保障。（乔金亮、张雪：《加大攻坚力度提高脱贫质量》，载《经济日报》，2019-03-08）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令亿万华夏儿女振奋、令世界瞩目和惊赞的一大壮举！

[43]作为一种指认和追求客观规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倾向，“决定论”不仅包括历史决定论、社会决定论，还包括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甚至是心理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固然不同于经济决定论，但是，由于离开经济关系及其运动，社会历史将变成一种空洞和抽象的存在，一如离开经济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将变成一种空洞和抽象的规律；所以，历史决定论总是与经济决定论勾连在一起，难以分离。正因为如此，以赛亚·伯林在讨论“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即历史规律问题时，把用“繁荣”与“萧条”这样的经济规律解释社会历史的“经济决定论”也包含在内。（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17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44]在经济学界，对马克思把本质和现象区分开来的现象学方法，一些人颇有微词，而实际上是一种犯难情绪的宣泄。例如，布劳格指出：“当不加批判地阅读时，使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手法是双重观点的方法：有时你看到它，有时你看不到。大厦的第一层，是价格、工资率、利润率的可见的世界，而大厦的基础，是不可见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世界。不仅第一层是可见的，基础层是不可见的；而且居住在第一层的经济行为者不管下面的基础世界。马克思的借口是说，将从基础转到第一层，从第一层转到第二层等，这巧妙地暗示了，在某种意义上，第一层比第二层更真实，真正的科学的特点是把放在第二层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明显的动机，放到第一层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它愚弄了好几代读者。”（[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220～2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5]参见[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编著：《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5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阿维纳瑞就认为：虽然马克思“从未把国家或官僚主义结构设想为社会—经济力量的单纯反映，但他仍认为它是社会—经济力量及其理想要求的一种投射，尽管是一种扭曲的投射”。（[以]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辉译，58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46]参见[美]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译者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7]参见[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2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4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896～8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0][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王来金、杨洁等译，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1][美]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2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2][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87、18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5]笔者认为，任何效率观都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反映，无视生产关系制约作用的效率观是抽象的，基于劳动的效率观和基于资本的效率观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王峰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效率观？》，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12））

[5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96、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0][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2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1]其实，围绕着“过渡问题”即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M。多布、P。斯维齐、I。沃勒斯坦、R。布伦纳等人进行了激烈论辩。（参见[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92～20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2][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8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3][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5～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4][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6～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