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二不可忽视专项风险（第2页）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孟加拉国，其综合投资风险水平排在第68位，风险得分54。94，高于平均值54。2，属于风险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但如果深入分析其分项风险的话，我们发现该国并不是各专项风险都低，图5-16直观显示出这个国家具有非常高的社会风险，在所有共建国家中排在第112位，社会风险得分38。21，但其他类型的风险得分均较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的得分分别为51。85、53。42、71。46和59。74，在共建国家中分别位于第74位、第47位、第17位、第33位。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孟加拉国投资的过程中，应重点考虑如何规避其较高的社会风险问题。本项研究测算社会风险使用的指标是内部社会冲突、法治制度稳定、对外国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管制以及营商环境便利度5个方面，观察孟加拉国在这5个指标的得分情况，我们发现导致其社会风险较高的原因是内部社会冲突和营商环境便利度两个方面，这两个指标得分排序分别为第131位和第128位。

本项研究是基于ICRG数据库测算内部社会冲突情况的。根据该数据库对内部社会冲突的界定，该指标衡量的是该国政治暴力及其对治理的实际或潜在影响。分配的风险评级是对3个子指标评分的总和：内战政变威胁、恐怖主义政治暴力和内乱。分别评估内战的实际或潜在风险，恐怖主义的实际或潜在风险，以及大规模抗议对治理或投资的潜在风险，如反政府示威、罢工等。图5-17显示了这3种内部冲突的得分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001—2020年得分持续较低的是内乱和恐怖主义政治暴力这两项，内战政变威胁得分较高，相对风险较低。当前，孟加拉国政局总体稳定，因此发生内战或政变威胁的可能性较小，风险相对较低。孟加拉国的天然气、电、水都涨价，已引发诸反对党系列示威游行与相关罢工活动。此外，偷盗、抢劫甚至持械入室抢劫等案件时有发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

注：1。得分越高风险越小。

2。根据ICRG数据库公布的月度数据整理，求平均值得到年度数据。

3。2020年的数据截至2020年8月。

综上所述，孟加拉国总体投资风险得分较高，排在第68位，然而在细分风险中，社会风险得分较低，投资者尤其应关注其社会冲突引致的示威冲突风险、局部政治稳定性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恐怖活动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等。2020年，中国企业对孟加拉国的投资存量为17。11亿美元，在共建国家中排名第35位，孟加拉国属于吸引中国投资存量较多的国家。因此，我们建议重点做好对孟加拉国的社会风险防范。

5。双边关系风险防范分析

在低风险国家中，有10个国家在双边关系风险方面需加以特别关注，这些国家是纽埃、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波黑、拉脱维亚、哥斯达黎加、汤加、文莱、沙特阿拉伯。表5-6显示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都相对较低，但是在对华关系方面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短板，即与中国的关系不紧密，纽埃和库克群岛分别排在第149位和第145位，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波黑三国分别排在第139位、第136位和第130位。

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这些国家的风险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在其他风险排名都比较靠前的情况下，对华关系在外圈分布，显示出非常突出的风险特征。当进一步分析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其他国家均尚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这就必然直接影响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便利性安排，也加大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另外，除了文莱、汤加、哥斯达黎加和波黑外，其他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入境免签协议，这也不利于人员自由流动。我们还发现这些国家的投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都相对较低，在共建国家中排名均比较靠后，尤其是纽埃和波黑，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排名垫底，分别排在第149位和第148位，库克群岛和哥斯达黎加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只是排在第111位和第100位，而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纽埃、哥斯达黎加和波黑与中国的投资依存度排名也都在100名以外。种种因素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对华关系，虽然其他维度的投资风险都较低，但这些国家在对华关系方面的短板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对其扩大投资的重要障碍。

数据显示中国对这10个国家的投资规模也相对较低，中国对波黑的投资存量仅0。23亿美元，排在第121位；对哥斯达黎加的投资存量为0。66亿美元，排在第110位；对基里巴斯的投资存量为0。36亿美元，排在第114位；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投资存量为0。13亿美元，排在第128位；对沙特阿拉伯的投资规模较大，为29。31亿美元，排在第23位；对文莱的投资存量为3。88亿美元，排在第72位；对汤加的投资存量为0。12亿美元，排在第131位；对拉脱维亚的投资存量为0。17亿美元，排在第125位。对库克群岛和纽埃几乎没有投资，排名垫底。由此可见，除了文莱和沙特阿拉伯外，中国对其他几个国家的投资规模非常小，而文莱和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也是这些国家中最好的，在所有共建国家中分别排在第106位和第101位。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文莱与中国签订了入境免签协议，有利于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便利性。

（二）对高风险国家投资的动因分析

高风险国家给企业造成投资损失的可能性大，那么企业对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是不是有所减少呢?从我们得到的相关数据来看，答案似乎不同。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有一部分共建国家位于第四象限，尽管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比较高，但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这反映出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特征。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有些企业在高风险国家投资呢?下面以高风险国家的分项风险指标分析为依据，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基于前文对风险国家类别的划分，高风险国家的综合风险得分均低于平均值，排在78位之后，共有71个共建国家位于高风险国家行列，占比47。65%。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中有一大部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得分较高，有19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名在前50位，其中8个国家排名在前20位。并且高风险国家吸引中国的投资存量排在共建国家前50位的也有20个。于是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在高风险国家，中国投资与双边关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正向关联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绘制了2020年高风险国家投资规模与双边关系排名分布散点图。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双边关系越好，中国对其投资存量越高。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双边关系是驱动中国企业到高风险国家投资的重要动力，以便形成与其他高风险维度的对冲，以帮助规避部分风险呢?

高风险国家中有8个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名居前20位。根据我们的指标测算，刚果（布）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得分最高，在所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在第一位，缅甸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在第二位，吉尔吉斯斯坦、加蓬和伊拉克也分别以第4位、第5位和第9位居双边关系前10。老挝、赤道几内亚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名分别为第13位、第17位和第19位。这些国家的综合风险得分较低，排名都在78位之后，除了加蓬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排在第79位和第89位外，老挝和巴基斯坦分别排在第95位和第99位，其他国家都排在100位之外，伊拉克排名最低，排在第116位。在综合投资风险如此高的情况下，伊拉克吸引了中国17。38亿美元的投资存量，排在第34位。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对老挝的投资规模最大，2020年投资存量达到102。01亿美元，排在第6位；其次是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存量达到62。19亿美元，排在第12位；对缅甸的投资存量为38。09亿美元，排在第15位。很显然，中国对这些高风险国家保持着大规模投资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都分别建立了很好的双边关系。

分析这8个国家分项风险的不对称特征，可以看出双边关系风险这个维度的得分排序非常靠前，相比于非常高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与中国良好的双边关系可能是促进其吸引中国投资的突出优势。其中老挝和巴基斯坦是吸引中国投资规模比较大的高风险国家，以老挝和巴基斯坦为例进行详细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现象，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中国和老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和睦相处。自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老方高度认同并积极响应。2019年4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这份文件不仅是开创中老关系新时代的纲领性文件，也在地区和国际上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引领示范意义。中老签署行动计划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了先行者和示范者作用，有助于带动更多的国家加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共建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正是中老两国不断紧密的关系，驱动了中国在高风险国家老挝的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中国对老挝投资存量自2003年的0。09亿美元上涨到2020年的102。01亿美元。

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虽然中国与老挝之间的双边关系不断升级，中国对其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但老挝仍然是个高风险国家，其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都比较高，分别排在第112位、第116位和第103位，经济风险排名相对靠前，也只是排在第67位。这些风险都有可能使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遭受较大损失，因此在对老挝的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中老两国政府关系紧密的有利条件，加强与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有效地做好各项风险防范工作。

具体来看，老挝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外部冲突、民主问责、官僚质量方面，这3项的排名比较靠后，分别排在第108位、第136位和第103位。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管制、法制、营商环境方面，这3项风险排名分别为第131位、第111位、第114位，其中社会风险方面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是老挝存在的高风险领域。我们这项研究采用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标是菲沙研究所（Fraser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FWindex），其中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标体系是用来测量经济自由的限制程度的，细分为“雇佣管制和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管制”等6个子指标分值加总平均，得分从0到10，分值越高则管制程度越低，自由度越高。老挝在劳动力市场管制方面比较严格，这一指标得分排在第131位。老挝对工资标准和雇佣关系进行了严格规定，对工时、加班、工休、年休、解聘、工资、加班费、社保等内容进行详细规定。因此，中国在老挝投资可能面临劳工矛盾的问题，这是需要防范的重要风险。中国企业应利用中国政府与老挝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加快推进跨国投资环境改善，提高老挝政府治理能力，尽量规避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与社会风险。

另一个以紧密的双边关系驱动中国扩大投资的高风险国家是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了极其稳固的双边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建设了很多项目。2015年，中巴关系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两国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引领，以瓜达尔港口建设、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的经济合作布局。这是中巴两国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内容。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把中巴经济走廊描述为“一带一路”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年4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是名副其实的“铁杆”兄弟，中方愿同巴基斯坦新政府一道，以更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密切和强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它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工程和旗舰项目，也为巴基斯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巴基斯坦的综合投资风险排在第99位，属于高风险国家。图5-22显示，其具有非常高的社会风险，排在第127位，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也较高，分别排在第107位、第89位和第94位。2020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存量达到62。19亿美元，排在第12位。在如此高的风险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规模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很好，排在第19位。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推动了中国在这个高风险国家的投资。即使是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势头仍未减缓。2021年12月，中国已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启动了一系列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帮助巴基斯坦满足其国内民用和工业用电需求。其中，有些工程已经完工，有些发电厂仍在建设之中。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等方面，都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中巴双方政府应联合采取措施，尽量避免风险爆发，为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可持续投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图5-23显示，基于ICRG数据库，自1984年到1990年，巴基斯坦的政府稳定性下降，之后快速上升，到1998年处于高位，这一较高的政府稳定性一直持续到2006年，然后开始下降，到2008年降到最低点，近10年来这一得分未发生显著变化，政府稳定性持续走低。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的社会冲突得分也伴随着相近的变化趋势，不过相比于政府稳定性，社会冲突在经历了1992—1994年的快速提高后，开始持续下降，率先在1997年前后得分下跌，内部社会冲突风险不断加大，高风险持续了将近30年，虽然从2017年开始得分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未得到明显改善。

巴基斯坦动**的政局是最现实的不稳定因素。巴基斯坦的内部斗争激烈，且政府与军方在有些重要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上，不同部族势力、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也是存在分歧的，巴国内对于经济走廊路线的走向也是争议不断。由于巴基斯坦国内利益难以协调，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备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因此也面临许多困难。此前，中巴已有在两国建设自贸区、打通经济走廊的尝试，但由于安全、交通、电力等方面的问题，并未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因此，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中国应坚持适当和适度原则，加强对项目投入和项目方向的把控，重视对风险的评估和预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建立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规范项目参与企业及人员的行为，为中方树立良好形象，减轻和避免不同文化间的误解与冲突；进一步密切与巴方在具体事务上的协调与配合，如共同维护项目及相关人员安全，为巴方民众提供职业技术培训等。同时，加强政党沟通、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积极协调中巴两国国内在具体项目操作上的分歧，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建立信任和默契；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开放、包容的心态，鼓励多方参与，支持和接纳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为增信释疑做出更多的努力，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争取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总之，只有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进行全面了解和充分评估，才能促进中巴经济走廊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效，让经济走廊建设真正惠及两个国家及其人民。

以上对老挝和巴基斯坦作为案例的初步分析，可以拓展到其他同样是高风险而双边关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在对双边关系紧密的国家扩大投资规模过程中，也要重视这些国家本身具有的高风险特征，做好风险预评估与项目分析工作，尽可能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在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损失。应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正如胡必亮和张坤领研究发现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双边及多边合作框架与机制安排可以为中国跨国企业投资活动提供正向激励，并且为海外跨国企业经营活动提供重要保障，进而为中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积极支持。①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应加强双边沟通，共同为跨国投资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一带一路”投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