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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31（第2页）

第四，从哲学的共同发展方向上，应由只注重“词句革命”的哲学走向相对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哲学研究离不开概念和范畴的更新。然而，在今天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有的学者只去琢磨新的哲学词句而不关注新的现实问题，只注重词句的不断翻新而不关注中国实践的不断发展。实际上，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蕴含在对问题的深度理解中，哲学发端于对问题的疑惑与疑问中，而这种困惑、疑惑都是发源于对时代、实践和现实人的生存处境的困惑、疑惑。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五，从哲学的总体性活动方式上，应由“一元独尊”的哲学走向注重“平等对话”的哲学。所谓“一元独尊”的哲学，就是有的学者唯自己的哲学研究独尊而不尊重他者的哲学研究，自以为是而缺乏换位思考，搞话语霸权而与其他哲学研究缺乏平等对话，用自己的哲学研究评判和裁决其他哲学研究而不注重从他人的哲学研究中汲取营养。这样的哲学将会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已出现研究主题、研究方式和理论观点的多样化。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种哲学研究要取得丰硕成果并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尊重他人的哲学研究，与他人的哲学研究进行平等对话与思想交流，从他人的哲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

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揭示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发展的内在本质联系，并对“中国问题”作出符合时代水平的哲学阐明？那就是：用哲学批判性反思的方式，准确捕捉当今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然后，再把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即“中国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问题中的哲学”——陈先达语），进而提升出哲学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并以理念、思想的方式影响现实，体现哲学的本性。具体来讲，就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准确判断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科学判定我们必须关注的“中国问题”，真正深入揭示并分析产生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与“深层根源”。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究竟处在何种“历史阶段”？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因为在当今中国，经济上，生产力仍不发达，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与第一要务，但要注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政治上，民主法制依然不健全，要注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社会领域，公民社会不成熟、不健全，要培育公民社会；在文化领域，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存，但反对封建文化遗毒依然是主要的；在人格发展上，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并存但人的依赖是主要的。

怎样准确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4]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实际，从哲学角度看，我认为当代中国应首要关注五大问题：

其一，总体性上的领域分离问题。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等。现代性过程是领域分离的过程，我们的许多领域现在还是混合在一起的，领域的不分离会造成某种领域力量的霸权而又缺乏制衡，从而使其他领域得不到正常发展。

其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权力与资本的问题。尽管也有资本的问题，但解决权力问题先于并重于资本问题。因为今天我国出现的大量问题，是由于政治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侵入市场而造成经济领域资本力量运作缺乏规范所产生的，权力至高无上又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资本运作不规范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一些学者不关注权力问题而只注重资本问题，是一种错位。

其三，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公民社会领域民主监督力量薄弱、民众参与程度低，是造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文化领域的理性精神建设问题。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由于行政权力与人情关系力量过大，就造成了理性力量式微，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缺乏应有的科学理性设计。我们不能过度批判理性，我们需要健全的理性。

其五，人的发展领域的“政治解放”问题。尽管政治解放有其历史局限，因而今天也有“人类解放”（把人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但人的政治解放（把人从“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应先于人类解放。因为封建文化遗毒对人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个人独立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一定意义上把人变成非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因而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并未充分释放，政治解放的任务还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况且人类解放还需要政治解放为其提供基础。一些学者超越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仅仅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如何深入揭示并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与“深层根源”？我认为主要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国问题是通过“社会面貌”来表现的，人是剧作者，社会面貌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而通过中国问题与社会面貌我们可以走向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分析；人如何存在决定人如何行动，人的存在的地位与角色决定人的行为方式。马克思注重人的存在中的经济因素，而我们应相对关注中国人的存在中的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对中国人的存在方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加藤节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因而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而政治又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35]。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由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揭示与分析人的行为方式背后的“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剧中人，社会层级结构决定人的存在方式，处在不同社会层级中的人，其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义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核心理念是权力至上。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和身份有别是架构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依据。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和身份层级。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具有四大特征：权利服从权力；身份挤压能力；人治高于规则；服从高于自立。因此，我们应再进一步揭示与分析人的存在方式深层背后的“社会层级结构”。近年来，我从各方面努力，力求建立一种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围绕这一理论，我发表了一些成果。[36]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分析解释当代“中国问题”的一种框架。

为什么造成权力的市场化？因为在现存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政府权力具有某种管制作用，权力依然至上，这种权力不仅掌管、配置许多资源，而且占有许多资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资源，哪里有资源，哪里往往就有权力的僭越。当下级部门需要上级权力部门配置给自己资源的时候，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去寻租。说到底，权力的市场化与一些政府的权力至上、权力管制有关。这里，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既没有真正瓦解权力过于集中的世俗基础，也没有完全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基础。

许多地方之所以实行的仍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主体性人格不足有关。而这主要是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注重对人进行管制、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造成的，这显然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往往重权力轻能力，重依附轻独立，重控制轻开发。这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会遇到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某种阻扰。吴敬琏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重要原因在于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

权力对权利的某种背离，原因主要在于对某些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与民主监督，进一步说是由于权力至上，后者意味着官本高于民本，集中高于民主，权力高于权利，某些权力可以凌驾于民主监督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这里存在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畏惧，缺乏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监督。

能力恐慌与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人的管制有关，与不注重解放和开发人有关，与权力高于能力有关。这种管制对社会秩序、国家稳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往往是以牺牲个人能力发展为代价的。这种官本位的价值观容易助长那种排斥“人力”服从“天命”的“前定论”、“给定论”和“命定论”，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不发达。

政府职能缺位、越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这种体制固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重管制轻治理、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本来，在市场经济领域，主要靠“看不见的手”来追求效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然而一些政府官员却使权力市场化了，这叫做“越位”；本来，在社会公共领域，政府既要维护公平，又要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却以权谋私，对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调节不力，服务不到位，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就是“缺位”。

公民社会不成熟，主要是由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个人与社会民间组织的过于管制造成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与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使得民众依附型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不足，使民众过于依附于政府权力而缺乏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也往往使一些公民的合法权益、民主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存在着社会不和谐现象，根本上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所造成的公共治理不健全有关。在今天，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一定意义上会导致权力的市场化和权力的私有化；后者必然导致公正理念的缺失；公正理念的缺失必然引起分配秩序的混乱，使人们不能完全做到各得其所；分配秩序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必然产生社会分化，具体表现为涉及利益问题时人们之间难以达成共识，许多人往往从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也开始以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不再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存在，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出现互相敌视的倾向，许多部门都在强化自己的局部利益，不再以全局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等等；而这种社会分化必然产生社会不和谐的现象。

[1]选自《江海学刊》，2005（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同上书，73、67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同上书，73页。

[7]同上书，15～16页。

[8]同上书，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