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费尔巴哈的功绩
费尔巴哈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是通过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而奠定起来的。通过这种批判,他宣告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相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2]“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个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3]
一、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人的理论的批判
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置于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传统中加以批判,揭露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同宗教神学的内在一致性。
1。思辨哲学的实质是神学,是宗教的人本学
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一开始就指出:“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而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哲学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放到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植到此岸世界中来了,亦即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4]在《未来哲学原理》的引言中,费尔巴哈说,他提出这些原理的任务,就是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哲学中,即从神学中将人的哲学的必要性推究出来,通过神的哲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的批判。而“要想对于这些原理加以评价,必须以对近代哲学的明确的认识为前提”[5]。在他看来,近代哲学的任务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即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新教是将上帝加以人化的实践或宗教的方式,它是宗教的人本学,不过它只是在实践上将上帝人化,而在理论上它是承认上帝存在的,它仍然把上帝当做一种彼岸的实体——这种实体只有在天国里才能成为人的对象。近代思辨哲学的任务,就是用理性或理论去论证和溶解那对宗教来说是彼岸的、不是宗教对象的上帝。“思辨哲学的本质不是别的东西,只是理性化了的、实在化了的、现实化了的上帝的本质。思辨哲学是真实的、彻底的、理性的神学。”[6]有神论的人格化的上帝,在思辨哲学当中转变成了人的主体,转变成为人的能思维的自我。或者说,上帝作为绝对实体在思辨哲学中化为了思维活动,绝对实体现实化成为绝对思维。上帝虽然从有神论者的观念说来是一种精神实体,但是从其存在说来,则毕竟是一种感性的实体——有神论是从感觉立场上去思想上帝的;相反地,思辨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神学,它是从思想立场上去思想上帝的,它不像有神论那样进行着感性的抽象,而是进行理性的抽象,它把一种非感性的理性实体作为自己的“上帝”。
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详细考察了思辨哲学的发展史,使得他对思辨哲学的本质得以深刻揭露,也使得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显示出少见的理论深度。他把近代思辨哲学创始人的“荣誉”交给了笛卡儿,“笛卡儿哲学从感觉世界的抽象、物质的抽象开始,这就是近代思辨哲学的开始”[7]。经过莱布尼茨,在斯宾诺莎那里,思辨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泛神论的提出。泛神论将上帝与自然或人统一起来,实现了上帝的现实化。有神论不能解释上帝——作为一种纯粹非物质的实体——如何能创造出物质来,而斯宾诺莎干脆认定上帝就是一个物质的实体,“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是一个广袤的实体”[8]。斯宾诺莎站在神学的立场上,实现了对于神学的否定。他的泛神论是神学的无神论,是神学的唯物主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发展——费尔巴哈把主观唯心主义看成是泛神论的“真理”。对于主观唯心主义来说,“自我”之外,是一无所有,一切都只是作为“自我”的对象而存在的。这种哲学之所以是泛神论的真理,是因为泛神论所说的无所不包的上帝,只是“通过我而对我存在,通过理性而对理性存在”[9]的。“一切存在的事物,只是作为对意识存在而存在,只是作为被意识到的事物而存在;因为只有意识才是存在。”[10]在他们那里,上帝作为自在之物只是自在之我,在自我之外是没有上帝的,上帝因此成了摆脱自然限制的人的本质。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完成,是“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11]。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本质也不是别的,只是摆脱了主观性限制的唯心主义。
2。绝对精神是人本质的异化
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没有把主观的表象同客观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误把主观的表象当做客观的真理,误把人的主观思想当做事物的客观本质,即把它想象成绝对精神,还以为自己这样进行的对绝对精神的认识,是绝对精神在进行自我认识。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性神秘论”。费尔巴哈揭露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谓有限精神,正如神学的无限本质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有限本质一样。”[12]黑格尔其实也知道,离开了人的思维,绝对精神就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因此他又说绝对精神显现在人的艺术、宗教和哲学中,换言之,艺术、宗教和哲学的精神就是现实的绝对精神。对此,费尔巴哈质问:既然绝对精神就是人的艺术、宗教和哲学的精神,那么,它怎么能够同人的感觉、幻想、直观和思维分离开来呢?也就是说,它怎么能够同人的本质分离开来呢?黑格尔哲学在进行“抽象”,即“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13]。因此,黑格尔哲学也就是一种异化了的哲学,它“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整个体系。它诚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是用的只是一种本身又可以分离的间接方式。黑格尔哲学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14]。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和神学中的上帝一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一个“幽灵”。只不过普通神学的上帝是一种感性想象中的幽灵,而黑格尔的思辨神学的绝对精神是一种非感性抽象的幽灵罢了。神学的本质是超越的、被排斥于人之外的人的本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则是超越的思维,是被看成在人以外的人的思维。
费尔巴哈在反对宗教、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中,主张以人来代替自我意识,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他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的哲学并与旧哲学相对立:“旧哲学有两重真理:一是自为目的,不关心人的真理——即是哲学;二是为人的目的——即是宗教。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则不然,它主要地也是为人的哲学。”[15]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还说:“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不仅是狭义的形象,而且是诗的意义下的形象)——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16]
3。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人的理论批判的指向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为德国哲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17]斯宾诺莎的实体就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就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绝对精神就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绝对精神的秘密就是由费尔巴哈揭示出来的。马克思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说:“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而它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8]“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费尔巴哈的贡献在于:“①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了思想的并且是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②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20]在德国抽象的思辨哲学长期统治下并难以找到新的出路的时候,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出现了。费尔巴哈重提感性的原则,宣称自己的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关注感性的“现实的人”,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虽然这种感性具有直观的性质,虽然费尔巴哈的“人”仍然带有抽象性质,但却启发了马克思。马克思批判并克服了费尔巴哈脱离了人的主观抽象的、直观的感性,进一步把事物、把现实、把感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理解为生产劳动,以生产劳动作为逻辑出发点,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二、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终点是马克思人的理论产生的起点
进行宗教批判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中世纪的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理性与现实的二元对立。费尔巴哈把批判宗教当做自己一生的主要任务,深刻揭露了宗教的本质:神无非是人本质的异化。马克思以费尔巴哈批判宗教为前提,完成了从宗教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换,揭示出了社会生活中的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1]。
1。神是人本质的异化
费尔巴哈从分析宗教的起源开始,揭露宗教的本质。费尔巴哈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的自然心理感受——依赖感。人的心里存在“依赖感”。依赖感并非由于人身上的某些器官而导致的,而是由于人的生存条件而导致的。早期的人类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其生存必然要依靠于外部的自然条件,人类“首先就不是一个离开光、离开空气、离开水、离开土、离开食物而存在的东西,而是一个依赖自然的东西”[22]。因此,人们的依赖感产生于对自然的崇拜,而这是宗教产生的先决条件。对此,费尔巴哈有过明确的论述:“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这个为人所依赖、并且人也感觉到自己依赖的东西,本来无非就是自然。”“我所说的依赖感就是那感觉到并看到自己的依赖性的人,简言之即在各方面和各种意义上意识到自己的依赖性的人。人所依赖的,人所自觉和自知依赖的,就是自然界,就是感官的对象。”[23]人们对于自然现象、自然灾难无法控制而带来无法抗拒的恐惧,必须要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人格力量可以依赖。自然宗教崇拜的对象不是自然物本身,它只是个中介,真正受人崇拜的是隐藏在自然物背后的人格化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人对超自然力对象的崇拜“使自然界神化了,同时也就是使人自己神化了”[24]。基督教中的上帝则是不需要任何中介,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人格神。人对上帝的崇拜实质上就是对人自身的崇拜。这样,虽然“上帝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对象,是一种人类的秘密”[25],但上帝的秘密无非就是人的秘密而已。上帝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人的“类本质”全部异化的结果。费尔巴哈的“神无非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要表达的是:由于人感到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总是幻想能够被赋予一种神性,希望自己有一种驾驭自然的力量,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够导致神的存在,因为宗教中的神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因此人把神性赋予自己以后,还必须把这种神性对象化出去,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这也就是神与宗教的来源。这个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人赋予自己神性;第二步是将人的神性对象化,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即神的产生。在宗教中,人的本质的异化经常发生。人把自身本质从自身中分离开去,异化(对象化)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神)。人对神的崇拜,实际上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崇拜。这样一来,人的本质既是宗教的基础,也是宗教的对象与本质。人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的本质,人反过来受这种本质的束缚、限制、奴役、统治。人和自己的创造物——神之间成为对立的关系。在宗教中,人完全成了神的奴隶,听命于神意的支配。“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对象。这就是宗教的秘密”[26]。费尔巴哈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本质。他指出:“宗教是人的隐匿的宝藏的庄严的揭露,是人的内心深处的思想的自白,是人的爱的秘密的公开自承”,“上帝就是人的显现出来的内心、宣说出来的自我”,“上帝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人——这就是宗教的秘密——把自己的本质加以客观化,然后再把自己当做这个客观化了的变成一个主体、一个人的本质的对象。”[27]
通过对宗教的批判,费尔巴哈的目的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28]这样,费尔巴哈从人的本性出发,全面地说明了宗教的起源、发展及本质。上帝就是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的产物,宗教再无任何形式的神秘可言了,“作为一切实在性或一切完满性的总体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为人们所分有的,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实现的那些人类特征的总体,这个总体是为了受限制的个人的方便而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的。”[29]揭露宗教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要抛弃宗教对人的蔑视,就是要恢复对人的爱。因此,费尔巴哈在揭露旧宗教的同时,要建立一种新宗教,即所谓爱的宗教,他决心用这种爱的宗教来代替神的宗教,用道德意义上的世界秩序来代替神学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他认为,他自己写作批判宗教的著作的目的在于“使人从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从彼世的修补者变为现世的研究者,从天上和地上的君主和贵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奴仆,变为地上的自由和自觉的公民。因此,我的目的决不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目的,而是一种积极的目的;我否定只是为着肯定;我否定的只是神学和宗教的妄诞的、虚幻的本质,为的是肯定人的实在的本质”[30]。
费尔巴哈对宗教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对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使马克思意识到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批判才能使宗教批判彻底化,因为真正被上帝所异化的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及其本质。因而,上帝的秘密在于人及其社会,对宗教的批判最彻底的就是诉诸社会批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1]所以,马克思哲学从“揭露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宗教批判开始,实质上是为了“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社会批判。
2。费尔巴哈实现了人从“绝对精神”向“感性存在”的回归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他(指费尔巴哈)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32]马克思所讲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就是指费尔巴哈的哲学基点——感性存在,而“自称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无疑指的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将感性存在与绝对精神“对立起来”的同时也实现了向自然现实回归的哲学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