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写了《资本论》并揭露了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本性之后,资产阶级仍然还是一种反人民的、最不人道的势力。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都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是正确的,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它的破坏性和反人民的凶残本性。
不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都写了关于资本主义歪曲人的本质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表面上看来,更多地运用科学于资本主义生产并有了科技革命所创造的先进的新技术,似乎应当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然而,事实又是怎样呢?
劳动创造了人,把人从动物界区分出来。人由于劳动,由于从事创造活动,因而高于动物之上。通过劳动和创造,能够而且应当表现出人的能动的本性。马克思是这样讲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讲的,然而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对待人、对待人的创造和人的心灵的呢?它是如何摧残了并且还在摧残着人们的心灵啊!因为它强迫人们日复一日地生产残杀和毁灭千百万人的手段,而最可怕的是,那些生产残杀和毁灭其他人的手段的人们,却把这看成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来源。所以说,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反人民的本性,今天仍然还在表现出来,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无比巨大的生产力,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并且还在疯狂地扩大威胁各国人民生存的破坏力量。
重弹悲观主义论调、对未来进行阴暗的预言,说什么战争是一切文明“不可分割的”因素,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们宣扬的东西。法国战争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一本叫做《战争与文明》的书中写道:“战争既是文明之子,同时又是文明的凶手,也是文明之母。”美国《未来学》杂志断言,未来是无法预言的。该杂志的一位作者Д。普拉特把今天的人类,比作一群正在木排上与激流瀑布搏斗的人们,因为水流早就把他们冲向那里。这位作者写道:“他们不可能而且也不必看到,哪块礁石或哪处漩涡是他们在途中躲避不了的,而哪一块礁石或漩涡又是能靠他们选择路线和善于驾驭木排而能够避开的。人类不能后退,但它可以运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知识,以避免显而易见的危险,选取最有利的方向。”
一些人所共知的社会学理论和政治理论认为,战争不是来自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本性,来自于人固有的所谓天生的侵夺性。这类理论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它们还会助长军国主义狂热。
马克思主义证明,为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应当让人民了解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原因,而不是虚假原因;应当知道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侵略性的社会势力。众所周知,这种势力首先就是资产阶级垄断组织,世界各国人民应当进行反对上述势力的斗争。马克思所揭露和分析的那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对抗,目前正在日益尖锐化。今天,人类除了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别无其他出路,这条道路就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是时代提出的一项最庄严的要求。
古希腊人创造了关于历史女神的神话,说她是所有女神中最嗜血的女神,她要驾着她的凯旋车,踏着血海尸山前进。资本主义已经提供并且还在提供大量证据,以证明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结束这种惨无人道的历史进程。今天,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和平和人类的支柱,才是各国人民的希望。
社会主义国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他们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当然,这种新人还不是十全十美的。要改变人在多少世纪中形成的天性,要造就新人,这是一项比制造宇宙飞船更复杂、更困难的任务。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已经成了历史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人的天性会随着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而改变,它会在争取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斗争过程中发生变化。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个人的积极本质会得到表现,他的一切精神力量,一切能力、禀赋和天才都会得到发挥。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为个人真正自由全面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
每一个苏联人和地球上所有先进的人们,将永远感谢德国人民,因为在他们的土地上,165年前诞生了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天才——马克思。我们也将永远感谢德国革命的工人阶级,感谢他们以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鼓舞马克思去建立革命的丰功伟业。时间在流逝,然而马克思的名字和列宁的名字一起,将永远是全体进步人类的指路明星。未来的人将是什么样子,应当是什么样子?未来的人将和马克思一样,将和他的伟大继承者列宁一样。
(舒白摘译)
[1]选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现时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原文出自《共产党人》,1964(6)。
[3]雅斯贝尔斯:《报告和展望·讲演与论文》,315页,慕尼黑,1951。
[4]原文出自《哲学问题》,1967(10)。
[5]《列宁全集》第43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可惜我们不可能列举苏联哲学家的所有主要著作。我们介绍读者参阅《苏联哲学研究的几项总结》一文(载《哲学问题》,1965(5)),以及《哲学史》(第6卷,莫斯科,1965)一书中所论述的苏联作者的著作。
[7]由М。А。敦尼克、М。Т。约夫丘克、Б。М。凯德洛夫等人编著,于1957~1966年在莫斯科出版。
[8]А。M。德波林:《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Н。Д。奥夫奇尼科夫:《守恒的原则》,莫斯科,1966;《物质的结构与形式》,莫斯科,1967;В。И。斯维杰尔斯基:《变化与发展的辩证法的某些问题》,莫斯科,1965;И。Т。弗罗洛夫:《生物学研究方法论概要(生物学方法体系)》,莫斯科,1965;В。С。戈特:《现代物理学的哲学问题》,莫斯科,1967;Ф。Т。阿尔希普采夫:《列宁关于物质的科学概念》,莫斯科,1957。
[9]原文出自《列宁与现代科学》第1卷,184~207页,莫斯科,1970。
[10]《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报告与资料汇编,莫斯科1969年6月5~17日》,331页,莫斯科,1969。
[11]《列宁全集》第26卷,238~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列宁全集》第18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同上书,137页。
[14]《列宁全集》第55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27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世界危机,1918~1922年》,91页,纽约,1929。
[18]《列宁全集》第6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选自《哲学译丛》,1984(1)。
[20]《列宁全集》,俄文版,第6卷,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