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和逻辑的[1]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两个范畴对于理解认识的本质和过程,对于正确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一系列逻辑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范畴还能帮助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来解决实际任务,使我们善于在历史地变化着的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条件下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
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两个范畴的问题,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其意义首先在于,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一切经院哲学,坚决反对脱离活生生的现实历史发展基础、脱离不断进步的社会生活实践来研究理论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所创立的新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其决定性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实践、把革命地改造世界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他们不是把理论和理论认识看作是孤独自在的力量,而把它们看作是进行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因此,他们断然否定那种(像马克思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时所说的那样)超乎历史时代之上、以自己头脑的运动代替对实际的社会历史运动的描述的抽象逻辑推断。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切论断、一切理论原理的真理性的主要标准,在于它们同历史地发展的实践是否相一致,在于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因此,为了考虑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践和生活这一基本要求,就必须正确地解决历史的和逻辑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对于理解科学的创造性,反对科学中的教条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科学,只有当它估计到生活和实践中的新材料并通过本门科学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反映这些材料时,才能得到发展。对任何一门科学来说,把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割裂开来,就意味着它停止前进,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生活的需要和要求。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对于现代哲学中两个对立阵营的斗争,对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实在的历史现实失去联系的抽象逻辑推断,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同实证主义对于揭示客观的合乎规律的现实发展逻辑的概括性理论的仇视和睦共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的观点,有助于揭露这种反科学的哲学,有助于我们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现实。
一、历史的和逻辑的二者的统一
正确地解决历史的和逻辑的二者之间的统一和相互联系问题,就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复杂的辩证关系,既避免了纯粹的逻辑推断的危险,也避免了对现实肤浅的经验主义地平铺直叙的危险。
“历史的”或“历史的东西”,必须理解为不依赖于意识、不依赖于认识的主体而存在的、在历史上发展着的、不断变化着的客观现实本身。历史的这个范畴反映客观世界在历史上的可变性。“逻辑的”或“逻辑的东西”,是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是现实在思想中的摹本、摄影,是思想向客体运动的一定次序。
逻辑的和历史的这两个概念也表示两种不同的研究现实的方法,这一点将在后面说明。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统一的,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紧密联系着的。在这个统一中,历史的东西,即发展着的客观世界,决定逻辑的东西,而逻辑的东西则反映历史的东西,这就是说,它对历史的东西来说是第二性的。
关于逻辑的和历史的这个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的认识论问题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因此它可能根据确认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个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加以解决,而且也正是由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个观点加以解决的。
以唯物主义观点来对待逻辑概念和事物的相互关系问题,是科学地理解逻辑的和历史的这个问题的决定性的前提和条件。把认识的逻辑和客观世界的逻辑完全割裂开来的哲学唯心主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严重障碍。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逻辑的东西是不以现实世界的内容为转移的纯粹的形式。大家知道,在近代哲学史上康德的哲学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逻辑是关于不以现实为转移的纯粹的思维形式的学说,康德在谈到逻辑的时候说道:“它抛开悟性知识的一切内容,抛开悟性知识的对象的差别,而只研究纯粹的思维形式。”[2]他又说:“逻辑是一门不从物质上而只从形式上研究理性的科学,是一门研究思维的必然规律的先验科学……”[3]
从康德那个时候起,把纯粹逻辑形式同客观现实对立起来的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流行。
黑格尔曾经批判过康德的逻辑形式主义。黑格尔正确地断定,逻辑形式应当是有内容的。黑格尔的哲学第一次试图把逻辑同世界的发展史和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史联系起来,这是黑格尔的巨大功绩。但是,黑格尔认为概念的发展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把历史的东西从属于逻辑的东西,歪曲了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在他看来,现实的历史发展是概念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因此,黑格尔的哲学,由于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就不能给予逻辑先天论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马克思主义(它利用了黑格尔逻辑中有价值的方面)才能给予逻辑先天论以决定性的打击,并且创立了正确而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辩证法的辩证逻辑。
在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中,逻辑形式主义,即认为逻辑形式脱离客观世界的这种看法达到了顶点。现代唯心主义者自鸣得意的是,他们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自然界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是进行那种有意识地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粹逻辑推断。列宁曾经指出,最新的资产阶级哲学专门研究认识论,其目的是按照唯心主义的观点曲解科学材料,维护信仰主义。列宁的这些话也完全适用于现代专门研究逻辑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认为,逻辑是一种同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东西,逻辑创立它自己的规律和原则,而不下降到“平淡无奇”的现实中去。唯心主义的逻辑妄图确立一种为现实所必须遵从的必然性,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逻辑的必然性存在。
现代唯心主义逻辑学家宣称,如果在解决逻辑问题时必须求助于现实,那么就证明这种逻辑有弱点。
现代唯心主义逻辑的代表人物之一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可以用逻辑来解决的问题,都能够立刻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处于必须通过对世界的直观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境地,那么,这就说明我们正走在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上。”[4]
由此可见,唯心主义的逻辑学家并不把逻辑的东西看作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即生活本身的客观逻辑的反映和表现,而把它看作是纯粹的、由于同现实没有任何接触而“洁白无瑕的”思维。
与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逻辑的东西同事物的实在关系割裂开来。列宁指出,甚至初等的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最普通的逻辑的“格”,也是事物的普通关系的反映。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可能有逻辑规律。
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以及发展了形式逻辑学说的后来的唯物主义者,都把思维的逻辑形式看作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马克思以前的旧的唯物主义者都很了解:逻辑概念之间的关系、逻辑的概念和判断的联系应当反映事物本身的关系和联系。斯宾诺莎把这一唯物主义原理很好地表述为下面一句著名的格言:“思想的次序和联系也就是事物的次序和联系。”[5]
但是,旧的唯物主义者不了解事物的联系和关系在历史上的暂时性和可变性。因此,他们的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在他们的学说中实质上甚至没有产生过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互关系问题。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是辩证逻辑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在初等的形式逻辑中产生,因为形式逻辑不从现象和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中,不从它们在历史上的暂时的方面来考察现象和事物,因此,形式逻辑也不从逻辑思维形式的发展和转化中来研究逻辑思维形式。
辩证逻辑的实质在于从事物的发展上研究事物,因此,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互关系问题,即概念的逻辑反映事物的历史发展的问题,对于辩证逻辑来说,自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确切反映现实、关于形式(逻辑的东西)同内容(活生生的、永远变化着的、永远发展着的生活和实践)相适应的问题。
列宁特别强调辩证法和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统一,因为只有在思维中反映客观的发展规律才能够提供唯一科学的逻辑。列宁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到事物的辩证法,而且要看到概念的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
概念不是在人的头脑中随意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同现实发生关系并不是从理论方面开始的,刚好相反,人们在实践上同现实发生关系乃是他们的理论活动的起点和基础。概念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总结、概括现实生活中、实践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因为实践在历史上是发展的,所以概念也就作为这样一种“纽结”而产生,这种“纽结”把社会实践已经达到的一定历史阶段在人的意识中确定下来。
列宁曾经责备普列汉诺夫不了解辩证法就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认识论。列宁所指的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没有注意研究辩证逻辑,没有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列宁所指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的统一的不了解,也表现在他的活动中的孟什维克时期的政治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表现在他喜好用纯粹逻辑的方法引申出某些见解,而忽视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实践。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个一般论点出发,把1905年革命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加以类比,用纯粹逻辑的方法得出结论说,俄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应当是资产阶级。他们对1905年革命中各个阶级的作用和阶级力量对比所作的全部分析的基础,就是把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割裂开来,而不善于在概念的逻辑中反映第一次俄国革命时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逻辑的东西理解为历史的东西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这种理解使得我们能够仔细地估计生活中所产生的新东西,能够根据新的历史情况把一般概念和一般公式具体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对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提法,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依据的。正如这个报告中所指出的,如果根据帝国主义必然产生战争这条一般原理,用纯粹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说在现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错了。这个结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没有估计到新的历史条件:现在除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发展着;争取和平的力量壮大了,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制止战争。
关于个别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先进力量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并把议会变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的途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个结论也是由于精密地估计到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历史条件而得出的。
无论是防止战争的手段问题,还是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的问题,都是完全按照辩证法的要求,从这些问题的历史发展中来加以把握的,这也就是逻辑的和历史的二者的统一。
一般同特殊、单一之间的复杂的辩证联系,是逻辑的和历史的在认识中的统一的表现之一。一般是大量特殊的和单一的现象过程所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但是,如果认为根据这一点就可以直接用纯粹逻辑的方法从一般中引申出特殊和单一,那就不对了。实际上,一般总是通过特殊和单一而折射出来的。例如,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共同性,在各个国家中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实现的,而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由一定国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果只是在一般公式上兜圈子,而不去研究单一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比如说,不去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特殊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并且根据这种研究来把一般公式具体化,那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经验,不能理解中国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的途径。
列宁指出,企图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列宁一贯要求具体地、根据那些必然使一般规律发生变化的历史条件的特点来运用一般规律。
总之,逻辑的和历史的二者的统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所决定的。逻辑的东西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摹本,因此,它不能同事物的实在联系相对立,而必须同这些联系相一致,必须是这些联系的表现。但是,现实世界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中,现实世界是变化和发展的,是由每个事物和现象中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而引起的旧质态向新质态的过渡;因此,思维的逻辑和逻辑发展必须在概念中把这种情形反映出来;科学和政治斗争的范畴必须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是人类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表现。这也就是逻辑的和历史的二者的深刻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二、逻辑的和历史的在认识过程中的辩证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