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福音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E。梅克为什么要说不回到早期的马克思,那么“跟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整个体系的批判斗争就仍然是肤浅的”[66]。不言而喻,通过把青年马克思同成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立起来的方法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判斗争”,连一点论战的风格也没有。跟真正的不诚实只有毫厘之差的这种肤浅性,就在于它故意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这一形成过程预先决定了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向不久后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崭新观点的过渡。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所作的批判,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本身所陷入的矛盾,终于使没有偏见的读者看清楚了把青年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荒谬性。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也终于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果没有掌握了千百万人意识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那么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更不用说抱有敌意的)研究者们,也就不会这样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932年曾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评价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希尔贝特·马尔库塞,在1962年时承认“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过是不宜过分夸大其意义的、走向他的成熟理论的预备阶段”[67],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们在前面谈到了把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但是必须指出,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这种解释,现在已经声誉扫地了。在最近15年至20年间,代替那种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他的晚期著作对立起来的做法,出现了一种否认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区别的做法。这种乍看起来似乎是崭新的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立场,被那些支持它的人看成是有确实的根据的。实际上,把马克思在刚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时期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成是跟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研究所写出的《资本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对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的实际内容完全缺乏理解(或者根本不想理解)。例如H。B。阿克顿就是这样,他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论述自己早期著作中的基本命题,只是把术语加以改变罢了:“可以说,马克思一生都在重新改写他的以巴黎时期的《手稿》为最初底稿的著作。”[68]这是一种十分拙劣的说法,其目的显然在于使读者相信,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的四十年间的顽强研究,并没有给马克思的学说增加任何新的思想。
并不需要多大的洞察力就可以看清楚,抹杀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的质的界限,跟把两者对立起来发挥着同样的意识形态上的作用。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依然重视早期著作,而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还是作为唯心主义者或者费尔巴哈的拥护者出现的。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还没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这种情况使得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可以得出结论,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相联系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理都是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的思辨主题的发展。不难理解,这个主题就是异化。
第一种情况,亦即把青年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就是1842~1844年作为他的早期著作作者的马克思,而他后来的所有著作都不过是从他学说中的主要的、最好的和真正不朽的东西的脱离和偏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按照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来评价(甚至“净化”)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二种情况则通过抹杀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质的区别来“论证”这样一个结论,即《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经典著作尽管形式不同,却是同一思想的发展。和第一种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被归结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在这里已经不是把早期著作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而是把它解释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表达。
我们在往下的叙述过程中,将特别考察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但是,在这里,当我们对以上的分析进行归纳以结束这篇绪论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回答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围绕青年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所展开的争论的中心?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式发表以前很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他的《莱茵报》社论、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等早期著作,就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发表了。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前,严格说来并不存在“青年马克思的问题”。这是不是说明,只有这部手稿的发表,才是导致否定或者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对马克思的新的“解释”的原因?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结论是极其肤浅的。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围绕青年马克思所展开的争论,不仅具有理论的性质,而且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必须好好考察一下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展开的思想斗争的性质。
例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只是因为它跟马克思主义相距过远,而不能成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出发点。反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一部共同著作《神圣家族》,则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的起点上,这部著作基本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诚然,在这部著作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舍弃了的命题,但是,这些命题是跟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无关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有原则性的区别。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尽管不是对所有的研究问题的表述。不过,与此同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跟《神圣家族》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用一种不确切的方式片断地、不怎么连贯地来表述的,而且所用的术语不仅未能表明马克思的学说跟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的根本区别,而且使这种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G。贝斯强调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我们看来,大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一个阶段的终结和另一个本质不同的新阶段的开始。他说:“马克思的学说从这部著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达到了走向成熟的入口。实际上,这就是《手稿》特别耐人寻味的原因……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利用这部《手稿》,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69]换句话说,正是这部著作的过渡的性质,亦即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也有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要素这一点,特别引起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再解释者”的兴趣。贝斯在说明自己的这一观点时指出:“生产力这一概念、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以及把构成生产的两个方面必然地结合起来的辩证关系这一概念,都还没有用科学的用语来加以表达。”[70]
M。布尔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它虽然不是一部完成的著作,却是为马克思的下一步研究作准备的作品。它跟其后的研究著作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在这里是“从道义的立场上(即使不是以说教的方式)批判当时的经济学说和经济生活的”[71]。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关系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所以异化这一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而且也往往具有伦理的意义。
当然,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切特点,仅仅归结为其中缺少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的这种或那种思想,那就是根本不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意义、特殊性、影响和思想魅力。这部著作的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真正现实的人道主义理论的伟大思想,在这部手稿里面,也有马克思后来再没有论及的一些问题。这大概或者是由于他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是由于他认为这些问题对那个历史时代没有什么迫切的意义。例如,社会的东西和人类学的东西、属人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要比在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中都论述得更为详尽。
我们还从这部手稿中看到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卓越的批判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美学问题的使人钦佩的深刻见解。
以上所说的种种使我们深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研究这部著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形成的历史过程,而且可以给用心的读者提供一笔异常宝贵的思想财富。这笔思想财富就是从哲学上和经济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革命的、批判的人道主义所作的卓越论证。
我们希望,在我们描述了马克思以往思想发展的特点之后着手论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命题的过程中,读者将会弄清楚以上所说的一切。而且,在我们考察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命题之后,我们再来着手分析对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所作的各种各样的解释。
二
我在绪论中曾经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现代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展开的争论中心的原因。在这些原因当中处于特别重要地位的是在这部著作中所包含的异化理论,以及在这种异化理论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的方面(这个方面后来被马克思从异化概念中排除了)。
一方面,异化这一概念,正如我在绪论中强调指出的,确定了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这一经济事实。这一概念的内容——“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马克思的一个真正的发现,即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历史上必然的、暂时的敌对形式的异化劳动的发现。另一方面,异化这一概念也用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也就是说,用于说明个人的违反自然的状态:个人的自然的需要受到被歪曲了的社会结构的压抑,这种社会结构迫使个人过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能以不自然的方式来满足自然的需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也叫做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外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不能归结为劳动的异化,因为人的本质是在历史一开始时就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和发展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本质的丧失才成为一个问题,而异化的消灭才被说成是人向自身的复归,是失去了的本质的获得。
我们将在下文中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是以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极端片面的研究为基础的。这种解释通常都把对异化作人本主义说明当作出发点。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个方面,以及与这个方面紧密结合着的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被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最重要的、新的、真正的意义。[7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初两位社会民主党人注释者S。朗兹胡特和J。迈尔已经断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奠基的意义”,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它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关节点,在这个关节点上,他的经济分析的原则是从‘人的真正现实性’这一思想直接产生出来的”[73]。不仅如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被说成是马克思的天才的最高成就。“这是马克思的智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唯一文件。”[74]按照朗兹胡特和迈尔的说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按照伦理社会主义的精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大家知道,与马克思主义相反,伦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改造的本质,归结为保证真正人的生活这样一种不明确的要求。无须证明,对这样的提法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也包括一些互相矛盾的解释。这种提法可以为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中包括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接受,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发表的一切高谈阔论都是跟实际压抑人的个性的做法完全一致的。
朗兹胡特和迈尔恐怕是建议把关于异化及其克服的学说看作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的第一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者。他们把《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一句名言——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篡改为“迄今的全部历史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75]。
朗兹胡特和迈尔实际上是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理论对立起来。因此,他们不仅按照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歪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真正内容。手稿尽管还不成熟,还未完成,却是一部革命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含义和意义的这种歪曲,是完全符合社会民主党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实践的。
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看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对人的本质的最好说明。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人们的人类学上的统一同把人划分为相互敌对的阶级的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矛盾。
但是,马尔库塞没有发现这一真理。他用哲学人本学的精神来考察人的本质,把一切社会经济关系解释为人的自相矛盾的本质。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完全克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所以马尔库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一些与他的解释相符合的表述,从而他也追随朗兹胡特和迈尔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立起来。
按照马尔库塞的意见,人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只是表明,人是受苦受难的、具有七情六欲的、拥有意志和理性的、终有一死的存在物。当然,马克思并不否定人的这些极其明显的本质特征。但是他又为什么如此重视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研究,如此重视劳动的异化和无产阶级的状况呢?马尔库塞说,整个问题就在于,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经济事实都是对人的本质的歪曲”[77]。当然,马尔库塞显然也是在歪曲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证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异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正如在上文中已经说过的,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把人的本质歪曲和畸形化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状况。虽然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没有否定,而是强调了私有制是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发展和丰富人的本质的一种必然的和进步的方式。因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敌对的性质。可是马尔库塞却把事情说成是这样,仿佛马克思根本排除了通过社会经济改造来消灭异化的可能性。
按照马尔库塞的意见,由于异化的根源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而是一般的经济状况,所以任务就在于消灭社会生活在客观上受社会生产、经济所制约这种状况。马尔库塞把改造个人的本能、爱好、欲望的所谓人本主义“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他宣称这一观点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借以把马克思装扮成自己的——尽管是极不彻底的——先驱者。
H。德曼也和他的先驱者一样,宣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含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重新作为马克思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提出来,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78]。H。德曼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真正观点只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得到了确切的表达。H。德曼强调说,这些观点根本不同于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和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来宣传的那种东西。他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后来引起强烈反对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总之,H。德曼的基本目的是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跟其后的马克思,即《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作者对立起来。不过,按照H。德曼的意见,这种对立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发展阶段和唯物主义发展阶段之间的共同点。其次,H。德曼断言,应该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所有命题毫无例外地看作是属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说,整个问题就在于这些命题被马克思忘记了,而没有被纳入他后期的著作。因此就造成一种假象,仿佛马克思放弃了这些命题,仿佛这些命题从《资本论》作者的观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丢开这种假象,不再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加以区分,那么H。德曼就准备放弃修正主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从“与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立场在本质上一致”[79]的立场上来进行的。
因此,H。德曼以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表述了他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纲领: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名义下放弃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解决办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尽管还没有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特别表现在表达方式和术语上),却实际上已经表达和论证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不言而喻,正如上面已经强调指出的,表达方式也反映着所论述的问题的内容本身还有某种缺陷和模糊不清之处。而这一点又说明,不能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既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根本不相容的命题,也有一些在后期的著作中被纠正或者得到更正确、更科学的表述的命题。
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但是,企图把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说成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作品,当然只能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含义:贬低《资本论》和系统地发展并严格科学地论证他的学说的其他著作的意义。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描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据说继之而来的便是“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意味着歪曲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康斯坦丁诺夫说得完全正确:“无论我们怎样高度评价青年马克思的早期手稿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基本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原理和成熟本质,并非仅仅包含在这些手稿中,甚至并非主要地包含在这些手稿中。”[8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真正含义和意义,只有把它跟马克思的先前的著作,特别是后来的著作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加以理解,因为后来的著作不仅发展了,而且纠正了这部早期著作中的基本命题。德曼是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的: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出发来评价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认为这些后来的著作的基本论点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若干命题不相容,是这些后来的著作的缺点。
H。德曼的分析方法显然违反了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精神。他断章取义地抓住只言片语,把它们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经典著作中系统地加以发挥的基本原理对立起来,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费尔巴哈的术语看作是对它们的内容的恰当的、明确的表达,并且归根结底把马克思变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唯物主义的敌人。
我们在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已经指出,马克思当时虽然已经论述了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却还未自称是唯物主义者。H。德曼利用这种情况宣称,马克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使精神和物质都从属于“那个处于既受动又能动、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整体性中的更加无所不包的生活现实”的“实在论者”[82]。这样一来,马克思便被H。德曼变成了一个非理性主义的“生活哲学”的拥护者了。“生活哲学”把生活这个概念宣布为基本的哲学概念,说这一概念似乎可以使人超越精神和物质这种片面的对立。H。德曼之所以需要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作这样的解释,是为了把唯物史观不是解释为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学说,而只是解释为研究社会的反思辨的方法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解释说,劳动、生产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的基础。H。德曼这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却硬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持有这样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社会成员的需要、感觉、情绪决定着社会历史过程的推移。在这里,他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的需要不是与社会历史过程无关的:需要的多样性,它们的质的规定性,是受这一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制约的。
H。德曼的观点是在40年前提出的。我们之所以特意如此详细地谈论他的观点,是因为正是这一观点特别清楚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反对者极力要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跟他的成熟著作对立起来的意图。
这些以科学的彻底性自夸的研究者们,怎么敢于把马克思的这部未完成的、残缺不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家知道,它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跟《资本论》这样的主要著作对立起来,这也许是令人费解的。但是问题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的逻辑,迫使它的敌人不得不采取显然不合乎逻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