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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第1页）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

一

如果想很简要地确定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功绩，那就可以这样说：他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样简单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马克思的观点体系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部分是整个体系的内在目的，并且是它的完成。从这个高度出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

对马克思的理论功绩也可以用稍有不同的说法来概括：他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但正如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的，为此必须完成两大发现，即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3]

恩格斯这个带有原则性的重要指示，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及其历史分期的关键，也是正确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关键。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就像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科学一样。我们暂且不谈唯物主义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这里仅仅指的是第二个方面。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前者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直接的一般哲学基础，而后者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经济基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所作的第一个哲学的或社会学的论证。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完成的革命变革，其内在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从理论上去认识历史规律，而且是为了改变世界这一特殊的实践任务。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科学论证。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一个相当长久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并且可以有根据地说，它是随着《资本论》[4]第一卷的问世而完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制定，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但它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同总过程的分期不完全相符。更确切地说，这种符合不是直接的，而只是在根本点上实现的。

为了能够彻底考察某种现象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必须预先具有关于这种现象的即使是最一般的概念。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确定，我们的“跟踪系统”应当朝着哪个方向，我们应当彻底考察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以及一般说来，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为了懂得对象的历史，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关于对象的理论。相反地，懂得对象的历史将导致更深刻地掌握关于对象的理论，这是相互影响的。为了懂得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过程，必须清楚地确定，什么是已经发展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5]

总之，我们要想彻底考察这种观点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须首先明确这种观点的实质。为了把握这种观点最一般最本质的特征，必须考察这种观点的长久历史的哪一个时刻呢？根据辩证法的原理，这就是当这种观点表现为纯粹典范的形式时。[6]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这一时刻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就是1859年1月马克思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这一事实如此明显，是无需证明的，可以说，它是不证自明的原理。

马克思的这个序言及其中所发挥的观点，是我们由以考察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生和发展全部过程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将以这个序言的内容为依据，不断地（明显地或实质上地）估量这些或那些思想和主张成熟的程度，估量1859年经典性观点进一步发展的程度。

马克思在这里经典地表述的观点，首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这是不言自明的。对这一观念作进一步更加具体的分析，看起来不是那样明显，不过对于这一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来说，则是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细看一下它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好像是两相呼应的观点。唯物主义历史观，既是社会一般规律性的观点，又是历史一般规律性的观点。这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怎样运动和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怎样发展的观点。这是社会的理论，又是历史的理论。总而言之，为了说得简明些，把事情的实质加以简化和公式化，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是指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分期。[7]马克思就在上述序言中确定了如下的从属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这是他表述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1859年，马克思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并阐明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次发展的阶段，这是他表述的同一观点的另一个方面。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两个方面，应当说，它们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这个统一过程的横断面和垂直面，是彼此有机地互相联系的。也许可以毫无疑义地补充一点，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对现实社会结构、它的内部从属关系和依赖地位的认识，始终是决定的方面，而真正科学的历史分期，归根到底是观点的派生方面。这样一些预想并不是先验的，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就可以证明。

认识马克思观点的这两个方面，是深入研究这一观点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的条件之一。而且，正如具体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分期，有着相互联系的变化。

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仅包含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质的经典表述，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中，是对这种观点形成历史的唯一准确的阐述。马克思本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怎样产生和形成的这个解释，是研究这个过程的指导线索。而以后对这一研究所作的尝试，不过是对马克思本人的综述的一些注释罢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两个主要方面都是为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应当据以出发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关节点。

在开始具体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以前，还必须弄清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一般地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所作的追溯性的证明和评述为依据。应当注意在评述和确定日期时可能出现的“追溯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确实是有的（它们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过去某些著作中对阐述的思想成熟程度的某种夸大，这种夸大是由于评述的追溯性质和力求更突出地阐明在被评述著作中所提出的新东西而造成的。这是完全自然的、正常的和合乎规律的。

因此，每一个追溯性的证据，只有在同它有关的事实本身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合理地运用。要知道，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本人在谈到社会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时强调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8]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意识中最伟大的革命。但是判断这个理论变革的历史，同样不能只以其创始人自己有关这个变革的谈论为根据。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应当采取客观性（不是客观主义）的原则，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客观性的原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当考察某种理论事实的发展时，必须区别：这一思想实际产生的时间和它首次发表的时间；对实际的、而不是已经明显反映了的、也许还未充分意识到的新思想的阐明和它的直接表述；新思想最初被具体化、被形成为文字和它首次发表的时间；某种理论原理的首次阐明和经典表述；仅仅具有概念或观念和已经具有完全相符的术语；对被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程度或是对发现本身意义的认识程度；术语的稳定性程度和一系列其他的因素。此外，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中，要区别正确的、并为马克思以前的科学已经提出的因素和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因素。没有这一切区别，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复杂过程。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面说过的内容。

经典地表述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作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中提出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1848）而出现在报刊上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实际上首次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1845）。甚至可以认为，这一思想早于1845年就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和“头脑”中存在了。

另一个例子。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学说的经典表述也包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但如果认为这个观点仅仅在这里，在1875年才产生，则是错误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中已经有了若干年后作出的结论的全部前提。并且，研究表明，马克思还在1850年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和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派别的斗争中，就以向纯粹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思想补充和完成了不断革命的理论。

现在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中举两个例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观点得到了第一次全面探讨，虽然“生产关系”这一术语几乎还未碰到，但这一概念本身实质上已经有了。这里也完全没有“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但正是在这里也开始出现了关于它的学说和从这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科学的历史分期。

总之，在估计到每一理论因素中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时，为了正确地理解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辩证性，仍然需要不断地估计到每一历史时刻某种理论因素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可能的区别和不相适合。

第三，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很多历史的和理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必要前提是：欧洲各先进国家到19世纪中叶所达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水平，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程度；制定理论所据以出发的一定的阶级的和党的（无产阶级的和共产党的）立场；运用辩证法作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去研究最复杂的对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9]；制定政治经济学作为物质生产即人类社会的基础的科学；通晓历史科学的最高成就并深入地研究历史过程本身；创立社会发展的一般科学理论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和这个理论未来创始人的英明天资。

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其全部复杂性和多种结构性方面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解决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很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里追求的是一个相当有限的目的：试图探索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因素是怎样形成的，并划分它的历史的基本阶段。从表面上看这可能像纯粹的思想史（即所谓“思想的继续发展”），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在一定的研究阶段上可以容许的，甚至有必要从整个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中所作出的抽象：一方面是对一系列预定情况的抽象；另一方面也是对思想史本身的细节的抽象。但是，为了不至于陷入错误的幻想，似乎被研究的观点的全部历史只归结为对这条发展路线的探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整个复杂的实际过程，“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0]。

在经过了这些事先的考虑以后，我们就来考察被研究的过程本身。

二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如果撇开马克思的先辈不算，就是指1843年以前马克思的自觉生活的时期。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这段时期是从中学毕业论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即从1835年到1843年春，共八年之久。这期间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有：《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给父亲的信》（1837年11月10日）、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其准备材料（1839～1841）、《莱茵报》时期的论文（1842～1843），其中特别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

1843年春《莱茵报》被查封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中开始了一个质的新阶段，即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段。

1843年春以前的时期可以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对于这一时期我们不作专门论述，只指出某些有关的方面。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理论上就已非常敏感，并具有独特的理论上的现实主义。中学毕业时，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论文中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那种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还早在我们能够对它起一定影响以前就多少已经开始确定了。”[11]这个看法，很可能受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主义者的影响。

两年以后（1837），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经过了对康德和费希特观点的短暂的崇拜，便致力于当时最进步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它是客观的辩证的唯心主义。这种世界观的客观性，以后表现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这样一个原理中：“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12]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和辩证法，有助于马克思克服它的唯心主义。

1839～1841年，马克思从事《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文的写作。这篇论文，整体说来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但只要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就能够看到作者观点中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如题目的选择、强调无神论，等等。事情并不在于（以肤浅的观点初看起来似乎是这样）马克思选择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马克思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能动性质。马克思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哲学和现实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能动方面（它同所有存在过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是对立的）出发的。[13]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能动方面，正如他的哲学中的其他两个进步方面——辩证性和客观性——一样，同他的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基础处于内在的矛盾之中，从而为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开辟了可能性。马克思还在大学时期，就在以批判态度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