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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第3页）

因此，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的高度来看这个成果，那么可以看到以下的情况：从发展的完全成熟了的观点来看，社会结构有四个基本环节：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这表明1843年马克思就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最好说是摸索到了）这整个链条中的第二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的相互关系。

这就是1843年发现的本质。但这仅仅是一个本质，而且还是以简化形式所表述的本质。抽象法使我们有可能，并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主要之点。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实际上是怎样取得了这一成果的呢？首先我们把马克思1859年的评述同1843年手稿的内容进行对比，并确信由于这种对追溯性的修正，1843年的发现可以被表述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我们也像恩格斯那样，把法加以抽象化）。接着，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著作中对市民社会的定义，阐述了这个范畴的内容。最后，我们把这个内容纳入上述公式，并通过三段论的推理方法，得出了马克思在1843年阐述的经济基础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结论。

但是，任何三段论法的起码规则都是其术语的内容的不变性，即概念不应该改变。不过在我们这里它们恰好改变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在1843年、1845～1846年、1859年及其以后年代的使用，标志着对同一个对象理解的不同阶段。如果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把市民社会概念的内容实质上归结为生产关系总和的概念，那就不应把这种较晚的理解，无条件地说成是马克思在1843年的观点，理由很简单：马克思在1843年还没有使用过“生产关系”这一术语，也没有形成“生产关系”的概念。在1843年，马克思还不知道，市民社会是由什么决定的（生产力），也还不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的相互关系（当时同样没有这些范畴）。

可见，我们所做的代换不能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们想理解的不是一定的理论事实本身，而是理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考虑到对历史主义，即对我们所研究的概念发展的修正，这种代换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要知道，马克思在1843年、1845～1846年、1859年所表述的市民社会概念，并不是彼此没有共同点的三个不同概念。要知道，从术语的一致中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同一个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以上所有的说明，应该怎样来确定我们这一总的结论呢？显然应该按照以下的方式。马克思正是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得出了同黑格尔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当时在这部手稿中，这个结论还没有被自觉意识到，也没有如此明确地表述过。这个结论潜在地包含着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阐述。两年以后，这一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1843年制定的未来理论的第一个基本原理，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我们借以确定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有关的。在1843年的手稿中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到对历史分期新理解的许多最初的痕迹。诚然，这只是一些萌芽，一些初步迹象，是对众所周知的观念作出新解释的尝试。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相互关系的各种形式，同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在历史分期（它是整个观念的一个派生的方面）中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四

过了一年，即1844年夏天，当时马克思已在巴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关于市民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的结论表明，正是应当在这一基本的方面去寻找支配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了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市民社会的解剖刀，就必须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这就是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转变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必然逻辑。马克思在上面引用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个地方，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逻辑的钥匙。

如上所述，马克思在巴黎所开始的经济学研究（按照恩格斯的看法是在1843年），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第一个重要成就的直接结果，这些研究后来又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所表明的，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始终深信不疑。

克列茨纳赫的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春天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39]如果说马克思1842～1843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表明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那么这里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彻底完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得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结论，即未来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基本原理。之所以说是未来的，是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春提出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准确地说只是潜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潜在的科学共产主义。但是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过程还是以后的事，严格地讲，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开始。

这部就内容讲是最浩繁和最丰富的著作，近年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在这里它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面：马克思在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理论的理解中所达到了的，即他在制定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点时所提出的新的东西。

众所周知，劳动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概念，都是作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理论材料进行批判性的改造的成果而表现出来的。在前者，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主体和客体问题；在后者，则是理论和宗教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在前一种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在后一种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经济研究，重新提出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和改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按其目的来说不是哲学的或社会学的研究著作，而是经济学的研究著作，应该把它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关于……的批判”），因为马克思本人在序言中正是这样为这部著作命名的。[40]实质上从1844年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在各个不同写作时期的主要著作的不可改变的研究课题和固定名称。但是，这些手稿按其“内在主旨”来看，是经济学著作，而按其“现实存在”来看倒不如说是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简言之，作为经济学著作的意义远不如它的哲学意义大。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东西，在这里还不是那么重要，而哲学方面的新东西则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部著作本来打算作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事实上它只是这个批判的基本理论导言，只是特殊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它类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头导言那一章，更近似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导言》），所以许多最重要的哲学原理在这部著作中似乎只是在基本的叙述过程中顺便加以说明和发挥的。

然而劳动异化问题是核心原理这一事实本身，在这里毕竟还说明了这些手稿的最重要的哲学成就。在这部著作中，劳动范畴在某些方面相当于生产范畴。它在手稿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简单地是由于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手稿中的一个地方，马克思似乎顺便提到的一个原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看来在当时就已经使这部著作超出了纯经济学性质的那一种社会学观点。这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1]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形成了关于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生产决定着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并使它们从属于自己，使它们成为生产本身的特殊形式。

同马克思1843年的著作比较起来，这里前进的一步表现在何处呢？这一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1843年作为决定性因素而被提出来的是市民社会，而在1844年则是生产。市民社会是物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生产的关系的总和。生产就是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首先是生产）关系形成了。生产（按后来的术语说是生产方式）如何，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是交往形式；1859年马克思说的是经济结构）就如何。因此，生产是决定市民社会的因素，作为整个社会的更深刻的基础而出现的。因此，同1843年相比，马克思在1844年发现了更深一层的社会基础，使自己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入了。

对于1843年和1844年概念之间存在的差别的认识，可能多少有点不同。用上述方式所指出的市民社会，可能被归结为生产关系。与此相类似，生产可能被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程序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另一个地方曾使用过这个词）的统一。如果把运动的因素撇开不谈（因为前者是一种状态，后者是一种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同生产之间的差别，就类似于生产关系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之间的差别。但是，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由1843年的概念转变为1844年的概念，毕竟是向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认识整个社会的动力的转化。一句话，对于这种转变的这种和那种解释，在任何情况下都统一在下述一点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概念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概念更为深刻。

第二，1843年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决定国家和法，即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因素，而在1844年，他已经提出生产决定社会的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宗教、科学、艺术等）。

诚然，有一个事实似乎同这种认识相矛盾。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早在《德法年鉴》上就已经表明：“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43]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所引用的《论犹太人问题》的原文，这段文章说道：“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4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说明是市民社会决定宗教，或宗教是市民社会实际基础的虚幻的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没有像我们所能够依据他本人的证明而判断得那样明确地表述出来。在这篇文章发表整整一年以后写成的《神圣家族》中可以看到对它的成熟程度的评述带有某种“追溯性的差异”。但是如果撇开这种即使是细微的差别不谈，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宗教的思想和关于生产起决定一切的作用的思想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毕竟远远不是相等的。

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过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这种图式说明，必须加上上面在分析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中所阐述的一切附带条件和说明。但是不管作怎样的修正，提出怎样的附带条件和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1843年夏和1844年夏是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上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由于总概念的深刻和全面而不同于第一阶段。1844年马克思对社会结构有了新的、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认识。

同这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社会结构的新理解直接或间接，或作为前提，或作为后果相联系的有一系列最重要的形成中的理论的新因素。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从本质上说明了人同动物的独特差别，这一重要差别是他在生产中找到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就是人同自然发生实际上的关系，他原则上已经完全彻底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决人同自然的相互作用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在发展着对自然的历史的认识，自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正在变为人的活动的产物。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是对劳动（与生产是相一致的）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历史主义的原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贯彻始终的。劳动的异化、私有制等被认为是历史上产生和历史上消逝的。历史主义原则不过是辩证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后者已为黑格尔所发展。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不仅把这个原则置于物质的基础之上，把它运用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并且真正彻底地发展了它，把它推广应用于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认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历史主义的原则已经直接作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被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

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关于“市民社会的阶级”的概念，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的《〈黑格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出现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利用了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种阶级理论，但是对它进行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像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将来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阶级一定会消亡。这时，历史主义就已经是马克思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一个主要区别。此外，对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著作的初步的、显然是间接的了解，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经济学使用了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自然是马克思提出关于社会阶级同生产之间联系的独特观念的理论前提之一。

如果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充分发展了的理论的这些重要特点来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那么大致可以这样来评价它们在这方面的成熟程度：这里在认识社会的阶级方面还几乎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东西，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具备了未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特有的一定的前提。这些前提是：对生产的决定作用的认识，对私有制认识中的历史主义，对阶级消灭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末尾，马克思注意到了劳动分工问题，这是意识到劳动、生产的核心的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结果。马克思仿佛预感到进一步探求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律在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好处，他指出：“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46]再过一年半，分工的理论就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出来。也许——这是应当进一步研究的——正是经过对分工的分析，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就迈出了下面的、同时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一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认识社会结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这里与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的成功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个历史分期。当然，严格地讲，这个分期在这里不是以明显的形式存在的，而是间接的，可以说是暗指的、潜在的。但是它可能是由这部手稿中某些基本原理引申出来的。理解私有制、分工和劳动异化的历史主义态度，同明确地认识整个社会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从后者直接引申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明确概念。

马克思同他的那些前辈（他们曾经揭露并严厉地批判了与私有制的存在相联系的社会矛盾）不同，他看到了私有制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历史必然性。他对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的认识，不是在永恒理性和永恒正义的考虑中形成的，而来自于对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此。

由此可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内容的分析，使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判断：这时在马克思这里已经形成了初步完整的，然而还没有发展的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分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

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在马克思的《神圣家族》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本书的内容的许多特点把马克思在1844年秋所达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那种水平重现出来，但是使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以下概括性的直接表述。马克思在答复布·鲍威尔时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48]列宁在自己的《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标出了这一整段，并在页边写上：“注意。”[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