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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03（第1页）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03

从词源学方面来看，也能证明这里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在新用语出现以前，主要使用“社会形式”的用语。而在辩证哲学中，形式这个概念的含义不是指外在形式，而是指内部结构。由此，从“社会形式”的概念转变为“社会经济形式”、“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就成为可能。马克思从地质学那里借用了形态这个概念[90]，而这个借用是恰到好处的。弄清马克思著作中新的用语的出现由怎样的具体情形所决定，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阐发了只有经济史才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那么，把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形态加以区分出来，就特别容易理解了。

总之，到1859年，整体说来在对社会结构的解释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完成了把生产关系从所有其他社会关系中区分出来的过程，并且制定了历史上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新概念，即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

在历史分期上马克思向前迈出了另外重要的一步，新的历史分期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还划出了经济史上的一个时代——“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研究的直接成果。[91]由此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追溯性的差异”的意义是多么巨大。[92]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也是一样。马克思在叙述1845年他所取得的成果时，使它具有了和1859年的思想水平相适应的形式。虽然，整体说来，1859年叙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观点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这个理论的内容是相一致的，但是，某些根本性的新因素（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在那里毕竟是没有的。因此，那个初看起来仅仅是“追溯性的差异”的东西，现在仔细看来，却是马克思经过新的更深入的研究而实现的质的飞跃的一种突变形式。

第二，如果说在1846年，历史发展的时代从用语上看是按照所有制形式区别开来的话，那么，1859年马克思就是按照生产方式来区别了。由于马克思把财产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用语[93]，这就是说，马克思从按法律形式的分期转变成按经济内容的分期。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为此准备了全部前提条件，但是，马克思只是在1857～1859年才把它们完全付诸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唯物主义观点的深化至少表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相对来看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从社会关系过渡到生产关系和从所有制形式过渡到生产方式；二者都在新的范畴——社会经济形态中得到了反映。

1857～1859年间，唯物主义历史观完全成熟了并获得了经典性的明确的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经典性精确表述的那些观点，随后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几个方面的进一步的重要发展，那已经属于新的历史阶段，即马克思生平的最后年代的时期。

七

巴黎公社以后，随着新的历史局面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些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新因素也积聚起来。决定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发展的那些新因素，基本上可以归纳如下。

当时，马克思虽然继续写作《资本论》，但《资本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严重的疾病妨碍了马克思去完成自己的主要著作，但是马克思知道，在他死后，恩格斯一定会把《资本论》的其余各卷编辑出版。[94]而当时新的历史形势，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和科学的新发现，都要求进一步探讨、丰富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过去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在工人运动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在增长，证明了在历史过程中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没有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还在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就产生了第一个这样的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的党的建立过程扩展到了其他许多国家。争取为工人的政党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论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要任务之一。

革命工人运动范围的扩大，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运动超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超出欧洲和北美的疆界，首先是在俄国出现的革命运动的崭新阶段，都把在新条件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总结西欧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它在世界其他各国的传播，则要求必须总结更加广泛的历史经验，首先是更加深入地总结（建立一个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革命理论本身。首先，这个任务在关于俄国的问题上被更全面地提出来了。

科学的新发现，主要是一些公社问题研究家搜集起来的新资料，另外，为准确理解原始社会历史提供了钥匙的摩尔根的伟大发现，都要求给以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非常重要的是，正是在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另一个方面也正经历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段时期内（1873～1883），恩格斯专门深入地研究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是自然科学领域三个伟大发现的结果。还在19世纪50年代末，它们就受到了恩格斯的注意。但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当客观的需要增长了，特别是1872年以后，恩格斯有了必要的空余时间，用辩证法观点概括自然科学的这样和那样的成果才成为他的主要课题。

在马克思晚年已形成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面，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但充分地显示出来，而且得到了实现。不仅如此，正如在马克思晚年，恩格斯肩负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大部分工作一样，这一时期，在理论方面，恩格斯的工作量也增大了（《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写的）。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在恩格斯这些著作中（也像马克思一样）所出现的那些新思想。因此，为了正确理解这些新思想，必须把从巴黎公社到恩格斯逝世这段时期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综合起来加以仔细研究。

我们现在按照年代顺序研究一些基本事实。从这些基本事实中可以看出，从1871年至1895年这段时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观点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历史时期的划分方面。这样按年代顺序的叙述可以表明，正是这一时期，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确实发生了完全具有决定意义的进展，同时这样的叙述也为总结、确定这些进展是什么，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1875年5月初，马克思完成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写作。[95]在这里，马克思经典性地表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观点。这样，马克思在讲述未来社会，即历史上最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那一部分中，把历史过程的分期具体化了。

1876年。在为《反杜林论》（最早是在5月底）准备的材料中，我们发现恩格斯写的几处不同寻常的意见：“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96]这里，恩格斯在观察未来的时候，预见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某些变化。他完全以唯物主义为依据，预见到未来主观因素的作用和人的意识的作用会有很大提高。这已经是历史主义关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作用和意识的作用的相互关系的观点了。

1876年。5～6月，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公社所有制形式，特别是重新阅读了格·路·毛勒的著作。还在1868年3月，他就曾经深入研究过毛勒的著作。[97]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98]那时，马克思还带着满意的心情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99]对于马克思来说，研究公社和俄国的土地关系，像研究数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最初都是出于写作《资本论》的需要，后来逐渐具有了独立的更广泛的意义。所以，对公社形式和俄国的土地关系的研究，对于马克思说来，就逐渐成为与其说是经济研究的任务不如说是社会研究的任务。

1878年。大约在11月，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100]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探讨了把《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应用于俄国的条件下的可能性问题，这里涉及关于任何历史理论的历史先决条件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也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关于马克思对具有特殊历史条件的国家的观点（与西欧的经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何传播的问题。

1879年。大约在这一年的10月，马克思继续研究有关公社的一些著作的时候，看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并且作了详细的摘要。

1880～1881年。1877年出版了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其中包括19世纪的一项最伟大的发现。对于马克思是何时从柯瓦列夫斯基那里获得这本书的，我们并不十分清楚。[101]但是，1880年冬天，最晚是在1881年3月，马克思写了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102]这一摘要后来成为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础。摩尔根的发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摩尔根提供了准确理解原始社会历史的钥匙，而且在这个领域独立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摩尔根的这一发现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只是到1884年当恩格斯的书问世时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在此以前，从1881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对摩尔根的发现所进行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而得出的结论来丰富自己的历史观。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谈一谈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意见。这封信马克思最早是在2月18日收到的。后来，在3月8日，马克思写了比较简略的信作为对它的回答。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马克思写了四封信的草稿，其中前三封信，尤其是第一封信是很详细的。[103]在这些初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他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提出的观点。但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角度来看，以下情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依据对公社和一般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多年的研究，以及对摩尔根的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得出了关于历史过程分期的新的观点，而在自己的信的头三篇草稿中，已经指出了新的历史分期。在这里，马克思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原始的或古代的[104]社会形态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第二种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原始社会形态，正如第二种社会形态一样，由许多层次、阶段、时期或时代组成。马克思借用类似地质学的话指出：“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105]“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106]对马克思这些意见的分析表明，第二种社会形态包括三个发展时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107]

1881～1882年。大约在1881年年末和1882年年末之间，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整个历史过程，他的巨著《编年大事记》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

1882年。摩尔根著作的影响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9月，恩格斯准备出版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这本小册子是由《反杜林论》一书的三章改写而成的。《反杜林论》一书是在六年前写的，现在恩格斯作了很重要的订正。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讲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时写道：“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8]现在，恩格斯把这个最重要的原理又从时间上作了重要的限制：“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9]与这一修改有着有机联系的还有另外一个情况。1882年12月8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后来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得到了发展。在恩格斯生前和他逝世以后过了若干年，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及其凡夫俗子们企图以此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虚构罪名强加在恩格斯身上。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为了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和美洲的红种人间的相似之点，我从你的那部班克罗夫特著作的第一卷里作了一些摘要。这种相似确实特别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生产方式如此不相同——这里是渔业和狩猎业，没有畜牧业和农业，那里是向农业过渡的游牧业。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象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sexus）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前俄罗斯美洲地区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与日耳曼人极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与之更加相似。”[110]关于易洛魁人，班克罗夫特没有写，而是摩尔根写的。可见，“你的易洛魁人”的说法正好表明，当时恩格斯已经知道了马克思在研究摩尔根一书。但是正像我们现在就要看到的那样，后来恩格斯自己写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把对《反杜林论》的修改和给马克思的信的那段引文加以比较，表明了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的历史意义的思想，应当产生于1882年9月至12月间。同时，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同马克思一起讨论过的。

1884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他的书堆里找到了摩尔根一书的摘要。恩格斯仔细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并把它看作是一份遗言。为了执行这一遗言，在3月至5月间他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在这一年2月至4月间，恩格斯所写的信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身，包含有对摩尔根著作的全面评价，并发展了其中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成果。请看这一些最重要的部分。2月16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111]正是在全力写作自己这本书时，恩格斯写道：“我想，这篇东西对于我们共同的观点，将有特殊的重要性。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并且阐明了上古史。”[112]恩格斯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的第一版序言是这样开头的：“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113]但是，在这篇序言中最重要的是，恩格斯非常明晰地表述了关于两种生产形式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在这里，恩格斯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下面的原理：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生产形式的相互关系变化着，并引起社会形态发生质的变化。正是恩格斯把历史主义原则应用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去。恩格斯利用当时科学的新成果，使他和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创立的关于生产形式的观点得到了发展。同时，正如列宁在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中所指出的，恩格斯绝对没有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阵地。可以说，恩格斯只是总结了唯物主义理论并使之具体化。恩格斯写的下面一段话是很重要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14]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建立在血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被私有制关系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所代替。在这个社会里，“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这一产生于1882年9月至12月的思想，经过一年半时间，即在1884年3月至5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885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写于9月23日。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作了重要的说明：“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115]恩格斯在考虑到摩尔根著作的同时，打算在哪一方面修改自己的论述，对此，我们可以根据《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的德文第一版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的第一版序言作出判断。10月8日——只过了15天以后——恩格斯就写出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作为马克思的抨击文《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的引言。现在我们注意到在上面引用过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意见：“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116]显然，这一定义同恩格斯在一年半以前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里非常明确地发展了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1888年。1882年恩格斯把这一论题作了如下的确切说明：“以往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这一论题在《反杜林论》里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条原理：“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对《共产党宣言》的这一论断，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中特地加上了一个明确的注解：“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其次，恩格斯谈到了哈克斯特豪森与毛勒有关公社的发现和摩尔根有关原始社会的发现，这些发现就决定了必须要对原来的概念加以更确切的说明。后来恩格斯又把这个注释写入了1890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1890年、1893年、1894年。恩格斯的被称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是提出新思想的特别重要的阶段。表面看来，这五封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它们的理论内容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将恩格斯的这些信列举如下：

（1）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

（2）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

（3）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

（4）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

（5）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出版以前，这最后一封信曾被错误地当作是给施塔尔根堡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五封信中的前三封信是在1890年8月至10月这一不长的时期内写的。显然，这是由这样一点决定的，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变为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的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恩格斯这几封信的基本思想就是关于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关于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思想。

但是，那种认为只是在这时才产生这一思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直接阐明了关于生产和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阐述政治史和外交史问题的著作中，马克思甚至非常高地评价了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作用。顺便说一下，恩格斯在1890年的一封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在他们过去的很多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话，这只要看一下《雾月十八日》或《资本论》就行了。[117]因此，恩格斯在1890～1894年的信的新东西，并不是初次提出并正确解决了反作用的问题。这里，恩格斯特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把它提了出来，并给以总结性的理论的解答，这一解答同以前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许多著作比较起来，更加深入、更加具体化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进一步发展，是由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发生的情况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