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流动性。事物运动会带来物质与能量的传递和交换,同时也伴随着信息的流动。事物运动所产生的信息必然会向周围环境流动。这种信息的流动过程就是信息获取、传递、变换、存储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具有流动性。正是由于信息可以流动、可以传递,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信息扮演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桥梁作用。
除了以上的四大基本特征之外,信息还有一些其他性质,如有的学者认为,信息的特征包括内容表述性、可分享性、可选择性、信息与载体的不可分性等。其中有两个性质值得我们思考。
(1)载体性。信息不同于物质和能量,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得以进行传递和交换,它必须依附在某种物质载体之上。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也是不能与其附着的物质载体完全分割的。这种物质载体就是符号。
(2)分享性。信息的变化不是守恒的。换句话说,信息可以在不减少持有的情况下传递给另外的人,它具有分享性。
客观世界产生的信息进入人类社会及人的主观世界,就具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
(1)客观性与主观性。人类社会的信息也具有物质属性,也是物质系统(自然、社会)运动过程的表现。既然社会信息的来源一部分来自于自然环境,这一部分无疑具有物质的属性。另一部分来自于人类社会本身,其中有的来自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来自一定的生产方式,而有的则来自于人类的精神活动与生产,如政治、法律等,但是它们也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因此,人类社会的信息也具有了物质的属性。
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不论信息是来自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只要为人们所获取和利用,就必然经过大脑的加工。客观外界的信息经过人脑的选择、加工、处理,已经不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信息的原型,而是经过人脑加工、在人脑中形成的、对客观现实信息的反映的信息。客观物质世界的信息是第一性的,人脑中反映的信息是第二性的,是观念形态的,属于意识范畴。
(2)多样性与复杂性。比较起客观世界中具有某种单纯化色彩的信息来说,人类社会的信息要更加丰富和复杂,它的接收、理解和使用过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文化体制、科技水平等存在差异。同时,在同一社会中,人们的群体、个体差异也非常巨大。因此,社会及人们接收、理解、使用信息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涉及信息主观性、客观性的认识,涉及人的主观因素问题。
(三)信息的功能
信息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功能。
(1)认识功能。我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无不依赖于我们对客观物质运动及存在的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和传播、交流。客观世界充满信息,人类的感觉器官对外界信息进行接收,通过思维器官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选择、归纳、提炼、存贮而形成不同层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人是认识的主体,客观世界及其信息是认识的客体。
(2)社会功能。这表现在资源功能、启迪功能、教育功能、方法论功能、娱乐功能以及舆论功能等。
(胡正荣)
20。从唯物史观出发,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
针对从唯物史观出发,应该如何看待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我们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
第一,在人类交往活动的大系统中把握传播。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中,生产和交往是有机的成对概念。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生产,与此相对应的是物质交往活动;另一类是精神生产,与此相应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我们不能孤立地考察传播,而应该把它放在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的总体(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我们也不能抽象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互动,而应该把它放在具体条件下,放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中加以考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也是我们考察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基本出发点。
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适应,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历史唯物论的传播观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还告诉我们,上述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辩证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制约的一面以外,还有其独立性和能动性的一面。
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并不取代传播学,但它为传播学提供了科学的传播观。这种传播观就是我们既不能忽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作用,也不能无视作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特殊规律。仅强调前者,会导致一种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仅强调后者,也只能使传播学成为一种“头重脚轻”的理论。只有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系统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做出科学的阐释。
第三,研究传播学,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项需要我国学者付出大量辛勤劳动的工作。这个任务要比翻译和引进艰巨得多。概括起来说,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我们坚持以下几项原则:第一,正确处理“批判”和“借鉴”的关系;第二,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第三,研究传播学,要从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一基本宗旨出发。
要使传播学成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我们必须把传播学研究与中国国情、与中国现实密切结合起来。简言之,我们应该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状况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探索中国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课题,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学者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
(郭庆光)
21。简述传播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多学科背景下发生的传播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大众传播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但同时也出现了重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作用的旨趣。从大处着眼,早期传播学的主要取向有传播的结构和过程研究(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传播(宣传、劝服)的技巧和效果研究(拉斯韦尔、霍夫兰等),传播与群体,社会关系研究(米德、卢因、拉扎斯菲尔德等),方法研究(盖洛普等),综合研究(施拉姆)。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播学继续向前发展,并日趋成熟。一方面,上述各项成果进一步得到深化;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研究领域扩大化、研究取向多样化的显著态势。例如,传播制度研究、发展传播研究、媒介功能研究、受众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近年来,尤为热门的两大课题则是全球(包括跨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和信息化社会(也称新媒体或数字化传播)研究。由此可见,进入成长阶段的当代传播学,其研究深度、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初创阶段。
进入21世纪的传播学,依托浩浩****的全球化、信息化潮流,正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前途无量。
(张国良)
22。为什么说传播研究不等于传播学?
传播研究不等于传播学,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广义地说,凡是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探索都可成为传播研究。这种研究早已有之,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研究的历史应相当于或稍短于传播的历史。
正因为传播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始终贯穿于各项活动中,我们的祖先早就注意到传播的存在和作用,并对此展开了长期不懈的研究。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语言、文字到号角、烽火,再到报刊、网络等,这一切有关传播符号、传播媒介的改进和革新都可以看做传播技术(硬件)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探索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规范、技巧(软件)的智慧火花也层出不穷,散见于中外大量的民谚俗语和汗牛充栋的各种文献中,其中,有许多涉及传播问题的精辟见解,至今仍令人叹服。
可是,狭义地说,如果把“传播研究”理解为“传播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传播学,问世迄今不过半个世纪多。对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广义的传播研究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比较不成熟的部分(不等于传播学);二是比较成熟的部分(等于传播学)。
那么,所谓成熟的标准,即构成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至少有自觉性、一般性、系统性、科学性等。换言之,古代传播研究的缺陷在于不具有明确的传播研究意识,没有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飞跃,失之于零散,夹杂着许多不科学的成分。无疑,不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就无法上升为学科。
造成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则在于:第一,从主观因素看,人类的认识能力还十分低下,因此,难以对传播现象做出全面、科学的观察和分析。第二,从客观因素看,传播对人类的作用虽极端重要,但还不是很明显,因此,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又有两个理由:一是早期的传播活动比较简单,无论方式、内容,都不复杂;二是如前所述,传播具有行为伴随性的特点——总是贯穿于各类行为之中,故通常被人们看做各种行为的组成部分。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早期的传播活动尚未相对独立化、职业化,即未出现专门的传播机构,因此,也就不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
(张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