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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1页）

序言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后被“神化”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释迦牟尼不用说，即使孔子也被请进庙里，像神一样被供奉起来，享受春秋二祭；同时，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后被“矮化”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不罕见。两极相通，一个思想家被“神化”到一定程度便会被“矮化”，所以，同一个思想家逝世之后，在一个历史时期中被“神化”，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中被“矮化”，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

马克思似乎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在社会主义凯歌前行的年代，马克思一度被“神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了，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绝对真理体系。可问题在于，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不一定是科学，而可能是神学。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绝对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年代，马克思又被“矮化”，甚至“丑化”了，使得马克思在思想文化的论争中不仅没有成为“原告”，反而或明或暗地成为“被告”，其“形象”任凭“原告”的言说随意涂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能不为“缺席”的马克思辩护。所以，本书定名为《为马克思辩护》。

辩护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马克思“辩护”，“事实”就是马克思的文本，“准绳”就是当代实践。在我看来，为马克思辩护必须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文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的全部论著都是重读马克思的结果，或者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为“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当然，我注意到，对马克思哲学的争论持久而激烈。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地变换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于是，我开始重读马克思，并企望走进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或无病呻吟，而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或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或理论局限，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苏联的衰败解体、资本的自动延伸、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困境，使得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新关注马克思。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重读马克思再次成为“热点”，实际上，“重读”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菲尔……“风流犹拍古人肩”。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所以，哲学史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伟人如此，我这个普通人更应这样了。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哲学的过程，把握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为什么在当代“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德里达语）。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同时进行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英国和法国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看，马克思的哲学是在阐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原则；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是经济理论，而且是资本批判理论，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我的脑海便映现出一个多维视界中的马克思，我深深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被人们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哲学的，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什么？

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和“一切科学的逻辑”，是“最高智慧”。可是，在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看来，哲学关注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意义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机”；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看来，“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石里克语）。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语），“理智地消除甚至推翻既定事实，是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哲学的向度”（马尔库塞语）。

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印证了黑格尔的见解：“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确如此。作为同原始幻想相对立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是同科学一起诞生的。然而，对于什么是哲学，又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而且哲学理念也不同。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因此成为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由此导致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从头做起”（石里克语）。

在我看来，这是科学史、思想史的正常现象。科学史、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要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如自己的对象、性质、内容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用石里克的话来说，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对于哲学而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也不可能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

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从直接性上看，哲学的位置是由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古代哲学的“知识总汇”这一位置；近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的科学”这一位置；现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分化为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其中，分析哲学着重对科学命题的意义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注重对人类存在的价值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要关注自然科学。哲学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哲学水平往往依存于自然科学水平。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本无意向哲学献媚，可往往又决定了哲学的面貌。“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语）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人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就“变得枯燥乏味了”，此时应当改变哲学的这种存在形态。可哲学又不同于科学，哲学不仅讲规律，而且讲意义，即着眼于规律性判断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哲学不仅要关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思考，而且要把握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以至审美关系。哲学不是李尔王，绝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我们应当注意，自然科学的内容是共同的，它没有个性，也不能有个性；哲学不仅包含着共同的内容，而且凝聚着哲学家个人特殊的人生体验，如同文学一样，哲学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黑格尔哲学不同于柏拉图哲学，康德哲学不同于苏格拉底哲学，孔子哲学更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此等等。

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更要关注政治。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因此，哲学要关注“时代的迫切问题”，哲学的批判要“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

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想方设法远离甚至脱离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说服力，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我们不能把哲学政治化，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哲学的政治性。实际上，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相反，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价值。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并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如此，高深莫测的解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哲学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眼界，又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才能把握时代精神。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批判理论。

哲学具有历史性，同样，哲学要“为历史服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只有“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才能引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换言之，哲学是通过批判“为历史服务”的。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学说。

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形象。所以，马克思认为，哲学应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全部内容，“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人生前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则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哲学总是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本体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与把握，因而构成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这就是说，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

实际上，人生观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观问题，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这个问题，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这个问题，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这个问题……人生观也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饮食男女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这就是说，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人生观就是世界观。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