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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攀附的华夏官僚制（第4页）

[99]语出《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王沈《魏书》，832页。这句话原本是描述乌丸的状况，但既然鲜卑“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836页），将之看作鲜卑的情况也不至大错。吐谷浑之孙叶延以祖父之名为姓氏，此即鲜卑“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的显例。

[100]参看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四章“乌桓和东部鲜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245～246页。

[101]《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王沈《魏书》，838页。

[102]《晋书》卷36《卫瓘传》，1057页。

[103]将乌桓、乌丸写作“务桓”是不常见的。铁弗刘虎之子名务桓，此处务桓是否也是人名呢？仅从此条材料不能完全排除，然而刘务桓在昭成帝初始领部，不得与力微并称；又，铁弗屡寇拓跋西境，不得在拓跋之东。因此，此处幽并之东的务桓所指应当是乌桓。《晋书·卫瓘传》接着写道“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1057页），《魏书·序纪》“其年，始祖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5页）所记之事当有关联。

[104]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收入氏著《北族名号研究》，49～79页。

[105]《续汉书志》卷28《百官志五》，3632页。参看熊谷滋三：《後漢の異民族統治における官爵授與について》，48～63页。

[106]《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及裴注引《英雄记》，834页。

[107]《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及裴注引《英雄记》，834～835页。

[108]《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835页。

[109]《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837页。

[110]《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840页。

[111]《魏书》卷1《序纪》，6～7页。

[112]《魏书》卷23《卫操传》，601页。

[113]《魏书》卷1《序纪》，7页。又《晋书》卷5《怀帝纪》仅言：“刘琨……表卢为代公。”（124页）未记进大单于。但在同卷《愍帝纪》中则记载“单于代公猗卢遣使献马”（128页），此事据封代公仅两年，可见确同时授予单于之号。

[114]参看田余庆：《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见氏著《拓跋史探》，修订本，252～264页。此文引柯昌泗“后件题记”推测“其全文当是‘晋故大单于代王猗卢之碑也’十二字两行”，田先生认为此说于“残碑上全然无此痕迹，纯系揣测，未必有当”（253～255页）。然而猗卢初为大单于、代公，进位为代王后，大单于之号应该仍然保持，同时拥有大单于与王两个名号甚至可说是晋末至十六国的惯例，大单于的重要性还在王之上，因而猗卢的头衔至少包括大单于、代王，其碑上刻有大单于的可能性似不宜排除。

[115]拓跋仪出使后燕时，对慕容垂说：“先人以来，世据北土，子孙相承，不失其旧。乃祖受晋正朔，爵称代王，东与燕世为兄弟。”见《魏书》卷15《昭成子孙·卫王仪传》，370页。

[116]《晋书》卷9《简文帝纪》，228页；卷113《苻坚载记》，2898页。

[117]参看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第五章《北魏の国号「大代」と「大魏」》，111～158页。

[118]《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2651页。

[119]《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2746页。

[120]关于十六国爵制的基本情况，参看王安泰：《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与政治秩序》第二章第二节“十六国时期爵制的特点”，60～84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

[121]《文献通考》卷273《封建十四》，影印本，2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2]参看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2章“爵禄与吏禄”，第3章“从稍食到月俸”，72～159页。

[123]《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魏主珪临昭阳殿改补百官”条，3575页。

[124]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162页。

[125]张庆捷、郭春梅：《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59页。

[126]顺着这一思路，我们至少能发现以下两个疑问：第一，前面考证的“始蕃王”一名，不见于太和前职令，而见于后职令。是其中出现了制度的断裂，还是用太和之制写天赐之事？第二，“宗师”一职，在太和以后为宗室之监察机构，还根据鲜卑旧俗拥有一些类似旧族长的权力（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宗师”条，3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在天赐之世，理应保留更多的鲜卑旧俗，这时的宗师究竟是职比中正，还是更像族长？这两点疑问目前笔者难以回答，且附记于此。

[127]《魏书》在记载北魏早期的史实与制度时，大量运用了这样的叙述策略。如《礼志》中提到明元帝常以九、十月之交亲行的“貙刘之礼”（《魏书》卷108-1《礼志一》，2737页），佐川英治正确地指出该仪式仅在“秋季苑中杀牺牲”这点上符合中国貙刘之礼的原意；但又并非在立秋这一天举行，所以其仪式就显得似是而非（佐川英治：《遊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の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载《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47，2007，159页）。对于《魏书》的史料批判，是值得今后继续推进的课题。

[128]如徐光对石勒之语：“陛下苞括二都，平**八州，帝王之统不在陛下，当复在谁！”见《资治通鉴》卷95晋成帝咸和七年“赵右仆射程遐言于赵主勒”条，2982页。

[129]《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2933页。

[130]佐川英治：《東魏北齊革命と〈魏書〉の編纂》，载《東洋史研究》64卷1号，2005，37～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