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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2页）

[5]本段和下段，参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77～80页。如无特殊说明，本章所用皆为此版本。

[6]王照：《挽吴挚甫先生联语并序》，见《官话合声字母》，38～39页。王照也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唯其改革策略和康有为等人不同。他热衷于办教育，在变法前就办过两所小学堂。据他本人回忆，变法期间，他建议康有为从办学堂做起，及至“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见徐一士：《一士谈荟》，235、238～239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当然，这是事后的回忆，是否靠得住，因无他证，不好悬揣。不过，王照在变法策略上，确实和康有为不同；而变法失败后，他和康、梁等人一起流亡日本，更同康、梁师徒大起嫌隙。（马忠文：《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见《晚清人物与史事》，307～3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此处对“新党”的批评，应该就有此一重背景在。

[7]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81页。

[8]王炳耀：《拼音字谱》，13页。

[9]王璞：《谨呈为请用俗话字母广传圣谕广训家喻户晓以固根本事》，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31～32页。

[10]何凤华等：《十一月十一日上袁宫保禀》，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82～83、75～76页。

[11]《对于今岁教育界及实业界之希望》，载《申报》，1911年2月2日，第1张第6～7版。

[12]秋阳：《对于中央教育会之意见》，载《申报》，1911年7月20日，第1张第3版。

[13]沈凤楼：《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见劳乃宣：《简字谱录》，204页。

[14]劳乃宣：《致唐尚书函》，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3页。

[15]顾奎：《论今日亟宜多创浅易之白话日报》，载《时报》，1906年10月10日，第5版。

[16]王国维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89页。

[17]严复：《与学部书》，见《严复集》第3册，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劳乃宣：《候补京堂劳乃宣奏进呈简字谱录折》，载《申报》，1908年8月30日，第3张第2版。

[19]孟森：《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8号，1908年9月，38页。

[20]《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清单》，载《申报》，1909年5月3日，第4张第2版。

[21]需要指出的是，时人把“简易识字”亦称为“简字”，极易和切音字意义上的“简字”混淆，须细为分辨。另外，其时各级政府及各级政府内部都存在对切音字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到切音字运动的推广效果。至1909年以后，至少在官方层面，切音字的推行已被简易识字运动所压倒。

[22]劳乃宣：《奏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一科并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折》，载《申报》，1910年1月28日，第2张后幅第2版。

[23]直隶提学司：《本司剀切晓谕各属村镇人民立宪期近仰多立小学及识字学塾以养成立宪国民资格告示文》，载《直隶教育杂志》庚戌年第19期，1911年1月1日，31页。

[24]补青：《论简易识字学塾》，载《直隶教育杂志》戊申年第15期，1908年10月25日，9页。详论参见王东杰：《清末官绅推行切音字的努力与成效》，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36～55页。

[25]以上各条均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的影印书影，分见第143、178、204页。

[26]江亢虎：《江亢甫创造通字》，转引自乐嗣炳：《“豆芽字母”和“通字”（下）》，载《文字改革》1962年第10期，17页。详论参见王东杰：《清末官绅推行切音字的努力与成效》，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45页。

[27]事实上，切音字在民间确实被当作洋事物来看待，这也降低了它的实际影响力。

[28]王炳耀：《拼音字谱》，13页。其胞弟王炳堃亦指出这套方案乃“参用中西二法而变通之”（王炳堃：《拼音字谱序》，见王炳耀：《拼音字谱》，9页）。

[29]李文治：《李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9页。

[30]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11～12、4页。

[31]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7页。

[32]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纯用拉丁字母的6种方案中，1906—1911年出版者就有5种，而此前只有卢戆章的1种（《一目了然初阶》《新字初阶》）：仅从字母形体而言，西化的吸引力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两种做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长此也长。

[33]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36页。

[34]德国语言学家佛罗利安·库尔马斯（Florianass）指出，“在一些主要的书写分界范畴之下”，有不少文字试图在形体上“通过形形色色的符号来相互加以区分”。（佛罗利安·库尔马斯：《文字、语言和认同性问题》，宋玲玲译，见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主编：《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66～6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这种区分和身份认同连在一起，有助于理解此处所述的现象。

[35]蔡元培：《新年梦》，见《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原文未署名，此据《蔡元培全集》第1卷所收《新年梦》录入。

[36]沈学：《盛世元音》，6～7页。

[37]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24～225页。

[38]沈学：《节录致卢戆章先生第三函》，见《万国公报》第98册，1897年3月，16750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