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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3页）

[39]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40]本段和下段，参见沈学：《盛世元音》，6～7页。

[41]本段和以下两段，参见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8～89页，标点略有改动。

[42]无独有偶，章太炎在驳斥《新世纪》诸子“废汉文”的文章中，也注意到文字和文具的关系：“又谓改良汉字，惟取点画直竖右戾四者以为交乂，钩乙左戾诸形，一切废弃，其存者复为钝势，不见锋芒。此又无所取义，率情高下，与儿童语无异。原其用意，殆为习用铅笔计耳。”章太炎认为，中国早年亦曾使用铅笔，后来才改用毛笔，而“欧洲则迄今未改”。所以，就用笔来说，“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参见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45～3346页。

[43]卢戆章：《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78册，1895年7月，15540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44]汪立元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1019页。

[45]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2～3页。

[46]实际上，文字双轨制方案恐不仅是受到西人具体作为的启示，很可能这一设想本身就直接来自传教士。1890年前后，传教士中围绕着将汉字拉丁字母化的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已经有人提出，汉字在政府与士绅社会中通行，拉丁字母化的“汉字”则可以在社会下层通用。详见JohnDeFranandLanguageReforminiversityPress，1974，pp。24-26。

[47]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见《教育文存》第3卷，50～51页，上海，中华书局，1922。

[48]《纪拼音官话之作用》，载《南洋日日官报》，1905年9月9日，第1版。

[49]刘师培：《论文杂记》，见《刘申叔遗书》上册，711页。

[50]田稹：《拼音代字诀序言》，见田廷俊：《拼音代字诀》，19～22页。

[51]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载《申报》，1910年10月29日，第1张第2～3版；10月31日，第1张第2～3版。

[52]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5～6页。

[53]本段和下段，参见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见《简字谱录》，79、67页。

[54]比如，1905年，袁世凯下令直隶各地兴办“官话拼音学堂”；1906年，下令直隶提学司在天津设立“简字学堂”，名称已易。参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120、138页。

[55]佚名：《改良教育浅说》，载《申报》，1909年12月13日，第1张第3版。

[56]潘籍郛：《推行简字非废汉文说》，见劳乃宣：《简字谱录》，225页。

[57]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吕思勉（1884—1957）曾回忆一事，或可为布尔迪厄这段话提供一个印证：“从前有个学生留学德国，一次有个德国人问他道：你看法文与德文孰难？他说：法文似乎要难些。这个德国人大为不悦，和他力辩，说德文并不容易，这事见于二十年前《时报》的欧洲通信上。此时语体文初兴，这位通讯员说：‘现在一班人，还敢以艰深为中国文字之病么？’”吕思勉说，此话“也未免于一偏”，不过他也强调：“要通俗易解是一事，要传达精深的学术，亦是一事，这位通讯员的话，亦代表一方面的真理。”（吕思勉：《论文史》，见《吕思勉论学丛稿》，6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时报》原文未见，但吕氏所云定非虚构。“繁难”在20世纪20年代的舆论界几已完全成为负面概念（清末尚未如此），而仍有人为之辩护，习性难改，由此可见。

[58]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册，2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9]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4页。

[60]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40页。

[61]屠寄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188页。

[62]蔡元培：《宋育仁〈采风记〉阅后》，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76页。

[63]唯蔡元培并不全部否定沈学的尝试，他1901年1月27日的日记里有“写定切音记号，用吴中沈氏笔法稍变之”的记录。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141页。

[65]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36页。有意思的是，前揭吴稚晖文便主要是针对章太炎（也包括其他作者）而发，故其下文云：“今就创作中国切音而论，惟作者浅注字端之术，莫能最良，然又何必虚憍陈腐，必取晦拙之篆籀，为梗于浅易之教育。”吴氏主张，“附益于今隶之旁，莫妙于仍作今隶之体”。（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40页。）则章太炎虽看不起其他作者，且不以自己所造为“字”，然在吴氏看来，仍不出要做“苍颉第二”的心态。

[66]佚名：《统一语言说（续）》，载《中外日报》，1906年9月24日，第1版。

[67]沈韶和：《新编简字特别课本》，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68]劳乃宣：《候补京堂劳乃宣奏进呈简字谱录折》，载《申报》，1908年8月30日，第3张第2版。

[69]劳乃宣：《奏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一科并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折》，载《申报》，1910年1月28日，第2张后幅第2版。

[70]韩印符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28页。

[71]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10～11页。

[72]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4～15815页。

[73]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见《简字谱录》，213～214页。类似的讲法另见劳乃宣：《候补京堂劳乃宣奏进呈简字谱录折》，载《申报》，1908年8月30日，第3张第2版。但民国时期劳乃宣在给王国维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国自设新学以来，学生知平仄比已察察，此后识字之人皆见其寡，可以预料”（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13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则可谓音韵之学亦废。此固与切音字无关，唯新学兴起、旧学衰落的现象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