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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4页）

[92]《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对于教育部招开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准备会提出关于中国普遍推行国语教育意见书》，1947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93]《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载《国语通讯》第2期，1947年，封面。

[94]失题函件，无具体时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

[95]张洵如（魏建功）：《“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国语问题小丛书”第一种），台北现代周刊社印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该文亦见《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第310～319页，引文在第313页。

[96]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关于考订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书》，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8、17页。

[97]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474～477页。祝鸿熹：《章炳麟——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见《祝鸿熹汉语论集》，7页。

[98]章太炎：《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见《民报》第21号，2968页；《吴语序》，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45页。

[99]章太炎：《新方言》，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3～4页。

[100]《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第3～4版。

[101]沈兼士：《一封讨论歌谣的信》《关于考订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书》《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4～15、17、45页。

[102]杜道生（1912—2013）曾抱怨，“今世惟重调查方音，分析音素，乃不重调查方言，探索音义”（杜道生：《文字训诂与方言土语》，载《志学》第19、20期合刊，1945年，18页），于畸重畸轻之间，提示了现代方言学的重心所在。方师铎（1912—1994）也曾在学生论文评语中表达过类似旨趣：“语音、语法、词汇，三者在同族语言中的比重，并不相同；其中以词汇的分量最重，语音次之，语法更次之。何以故？因语音变迁有一定的规律，而词汇差异则无理可言也。故语音可以类推，而词汇只有死记。……明乎此，则研究汉民族各地方言之异同，自当以词汇为首要。”事实上，在他看来，不唯方言研究，在整个语言研究中，都不能忽视词汇的重要：“我们推行国语也有六十年的时间，何以迄今我们还停留在字音争论的阶段，不再向‘语义’和‘词汇’方面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方师铎指导学生论文评语，见陈瑞洲、谢莺兴编：《方师铎先生学行年表初稿》，10、30页，台中，东海大学，2000。）

[103]祖谟（周祖谟）：《说方音研究》，载《国语周刊》第194期，1935年6月15日，2页。

[104]章振华：《读“新方言”札记》，载《语文》第1卷第2期，1937年，9页。

[105]《教育部训令》（参字第1981号），1931年11月25日，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29722。

[106]岑仲勉：《考据举例》，见《两周文史论丛（外一种）》，379～3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7]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46页。

[108]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135～13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09]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7页。

[110]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创新》，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478页。

[111]李壬癸：《七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回顾》，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523页。

[112]魏建功：《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见《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327页。

[113]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7～8（“作者日译本序”，篇页），86、107页（正文页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14]赵元任：《台山语料序论》，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496页。

[115]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81页。

[116]向楚等：《巴县县志》第2册，70页（卷页），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影印本。

[117]向在凇：《前川大文学院长向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总第19辑，28页，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

[118]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方音分类谱》，转引自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43页。

[119]郭后觉：《闽粤语和国语对照集》，1页，上海，儿童书局，1938。

[120]耐烦：《论拉丁化新文字》，载《时代日报·新语文》副刊，1947年6月11日，第6版。

[121]焦风（方善境）：《起草各地土话拉丁化字母方案应顾到的条件》，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00页。

[122]瞿秋白：《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76～277页。瞿秋白这里采用的“语系”一词与语言学界通用者完全不同，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谓“语支”。

[123]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93页。

[124]瞿氏列举的名录也包括了“波兰话”，似更值得关注。盖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当时皆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兰在名义上毕竟是独立的。

[125]林：《拼音文字问题解答（第一次）》，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6月11日，第6版。文中原有作者自注，已删。此文和前揭“耐烦”文发表在同一天，措辞也有不少类似之处，疑其出自同一手笔。

[126]本段和下段，参见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7～8、10、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