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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5页）

[127]曹伯韩：《方言的使用和研究》，见《通俗文化与语文》，59页，重庆，读书出版社，1945。

[128]其实，马尔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的，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套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全新的语言学理论”。（Mi，Speakingiongues：LaureaicsofVoiRevolutionaryRussia，Dekalb，NorthernIlliyPress，2003，p。226，n。48。）关于马尔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否定，参见郅友昌、赵国栋：《苏联语言学史上的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2003年5月，30页。顺便一提，近年澳大利亚语言学家罗伯特·迪克森（R。M。W。Dixon）提出“裂变—聚变”理论，强调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裂变，也有聚变（罗伯特·迪克森：《语言兴衰论》，朱晓农、严至诚、焦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尤其是第六章），被认为是历史语言学的新进展。

[129]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概论》，36页，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

[130]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17～18页。

[131]《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载《现实》1939年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9页。

[132]张雁编著：《中国新文字概论》，22～23页，沈阳，东北书店，1949。出版时间据该书版权页，然倪海曙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将此书出版日期定在1948年12月。

[133]毅奋：《创制拉丁化方案的原则》，见香港新文字学会编：《鲁迅与语文运动》，15～16页，香港，中国新文字学会。此书未标明出版时间，倪海曙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记其出版于1949年4月。该书封底有冯裕芳讣告。查冯氏逝世于1949年1月，倪说当有据。

[134]施効人：《方言写作与国语统一（上）》，载《现代教学丛刊》第4期，1948年，38页。

[135]石灵：《怎样研究和记录方言》，载《生活教育》第3卷第9期，1936年7月1日，375页。

[136]吴玉章：《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见《吴玉章文集》上卷，64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38]黎锦熙：《国语新文字论》，载北平师范大学《文史丛刊》第1期（抽印本），1949年，31页。

[139]吴玉章：《关于文字改革致毛主席的请示信》，见《吴玉章文集》上卷，657页。

[140]《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载《现实》1939年第4期，1939年9月15日，255页。

[141]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八月二十八日复毛主席信》（《关于文字改革致毛主席的请示信》附录），见《吴玉章文集》上卷，659页。

[142]郭沫若：《论方言拉丁化之切要（节录）》，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118～119页。

[143]聂绀弩：《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中国语言》，见《聂绀弩杂文集》，7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44]R。W。LeftwiglishastheIionalLaerReview，Vol。148，No。3，1897，pp。283-290。

[145]聂绀弩：《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答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见《语言·文字·思想》，130～158页。

[146]陆殿扬：《从语言学检讨汉字拉丁化》，载《教育通讯》（汉口）第23期，1938年，7页。

[147]张涤非：《答“土语拉丁化批判”的批判》，载《抗战导向》第7期，1938年，19页。

[148]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下册，444页。

[149]王力：《粤方言与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的三个问题》，见《王力文集》第20卷，210～211、18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150]Eri，NationsandNationalismsin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10，p。14。

[15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269、2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52]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53]毛秋白：《论方言》，载《青年界》第2卷第5期，1932年，53页。

[154]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954、101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见《宝树园文存》第4册，94～1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按：顾文原载《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1947年3月又重刊于《西北通讯》第1期，顾颉刚对其的重视，可见一斑。

[155]沈兼士：《征集方言之方法》，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25日，第2版；《国文研究所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1版。林玉堂（林语堂）：《林玉堂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21日、22日，第1版。

[157]直到2003年，吴宗济还批评中国学界“按省调查”方言的做法太主观，因为“方言分布不是按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吴宗济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2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58]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13～222页，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59]罗莘田（罗常培）：《语言学在云南》，载《边政公论》第2卷第9、10合期，1943年，25页。

[160]《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第3版。

[161]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92～123页。

[162]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指出：从社会语言学立场看，“由政治界定的‘民族’类别”也是“界定‘一种语言’”的“标准”之一，而后者是“多种多样的”。韩礼德曾跟从罗常培、王力学习过，较能理解中国人把北京话和广东话都视为“方言”的做法。他采用的“语言社团”的概念，有助于我们从“认同”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语言社团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自己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在这种意义上，有‘汉语’语言社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讲的都是汉语，而不是北京话、广东话，等等。”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说话者对待他们自己语言的态度以及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韩礼德：《语言与社会》，6～7页。）换言之，它是一种“认同”指标，特别适合用来追踪民族主义观念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