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五余论（第5页）

[123]周有光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14页。

[124]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7页，北京，开明书店，1952。

[125]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121～133页。

[126]参看第三章，并参见王东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1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48～80页。

[127]黄药眠（1903—1987）说自己刚开始学说“普通话”，就是把“客家话加上‘这个’、‘那个’”。参见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8]吴稚晖早在清末就发现：“简字之推行，或尚可有所借口，万一不利于汉文。若读音画一之事，固异口同声许为最要之急务。”（吴稚晖：《致陆尔奎函》，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6～27页。）

[129]至于文体改革则处于文字和语言这二者之间，又有历史上的铺垫，故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130]福建王仁堪（1848—1893）于光绪年间出任山西学政，著《戒饬士子论》云：“方言所隔，语莫能详。约法三章，以笔代口，诸生其详听之。”（王仁堪：《戒饬士子论》，见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吴晓峰、王勇评注：《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献评注》，64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有“笔”代“口”，则“方言”不“隔”。“重文”与“轻语”，正是互为支援的一体两面。

[131]胡以鲁：《国语学草创》，85页。

[132]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见《中国文学论丛》，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3]吴稚晖：《注音符号歌》，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9页。

[134]《国语推行委员会推进国语教育计划》（稿），具体时间不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135]20世纪40年代的政策确实有些收紧，特别是闽、粤、台地区。台湾1945年之后的国语运动执行得最为严格，不少学校甚至针对学生“说台湾话”，规定了各种严苛的惩罚制度（材料甚多，如郑培凯：《国语的困境》，见《树倒猢狲散之后》，15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1953年1月，胡适在台北《国语日报》欢迎会上，曾对台湾推行国语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委婉批评，并重申其一贯主张：“由公家学校出来的儿童，可以用国语说话，听得懂国语。看得懂国语，并能用国语就行了。儿童回到家里，讲他的方言……没有法子禁止的，而且不应该禁止”；同时，“不要太严格，不一定要说北京话。不一定要读某一种音，才是标准的国语。发音，也不必要求太严格”。（胡适：《提倡拼音字》，1953年1月6日，见《胡适文集》第12册，61页）。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些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主要针对的乃是“台语”。周志文回忆说：“我们读初中的时候，老师以外省人居多，外省人虽然说的不是‘台语’，但南腔北调，并不好懂，譬如江西话、湖南话、浙江话，还有广东话福建话，其实也都是‘方言’，不过那种方言好像不在取缔之例。”（周志文：《说国语》，载《万象》第11卷第11期，2009年11月，88页。）抛开这里的政治背景，周志文指出的现象表明，与其说国语压制了“方言”，不如说它压制的是“某些方言”。主要的分界线不在“国语”与“方言”，而是以“国语”及某些“方言”为一边，另一些“方言”为另一边。金岳霖（1895—1984）曾说：“在清末民初，方言问题相当大。一般地说，福建人或广东人学北京话学得最好。发音相近的反而成绩差些。从前曾有流行的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山东人说北京话。’”（金岳霖：《金岳霖的回忆》，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36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然而，山东话却很少成为国语运动打击的对象。

[137]游戏主人：《笑林广记》，见廖东辑校：《笑林广记二种》，21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8]吴蒙：《学究新谈》，见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4册，248、24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139]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37～839页。

[140]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49页。

[141]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5月25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397页。

[142]俞正燮：《癸巳存稿》，见《俞正燮全集》第2册，370页，合肥，黄山书社，2005。

[143]刘熙载：《说文叠韵》，见《刘熙载集》，35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44]这一思路在现代仍有不少追随者，如何格恩的《说文里所见的方言》（载《岭南学报》第3卷第2期，1934年，110～136页）、郭豫才的《说文方言迻录后记》（载《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第4期，1～10页；第5期，1～7页）等。

[145]杨益豫等纂：（同治）《新繁县志》卷3《风俗》，30页，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146]周克堃等纂：（光绪）《广安州新志》卷34《风俗志》，7页，1927年据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重印本。

[147]袁枚：《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见《小仓山房诗文集》第3册，12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8]佚名：《国语教育讲演稿》，1935年2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档案，档案号：J2-3-00302。

[149]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50页。

[150]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61～180页。杨兴梅通过对“反缠足”运动的考察，也注意到类似现象，参见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51]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特别是第七章。

[152]克利福德·格尔兹（即克利福德·格尔茨）：《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感情与公民政治》，见《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郭于华、李彬等译，269、364、3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3]许倬云：《多样的现代性》，见《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许倬云讲演录》，3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5]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见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147～2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