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4页）

[94]克利福德·格尔茨：《何为第三世界革命？》，见《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316页。

[95]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前言，1页。

[96]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第2版），王重阳译，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97]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国立编译馆”译，3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98]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36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99]王小林：《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36～7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100]《广东省教育厅训令》第366号，1930年3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47。

[101]《热河都统公署训令》第471号，1920年5月，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都统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7837。

[102]其时也有人认为，“言文一致”和“读音统一”虽同为国语推广的子目，然而前者见效易，后者收功缓，不如集中精力在白话文方面。参见丁晓先：《小学校教授白话文之研究》，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14日，第4张第1版。

[10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册，261页。

[104]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作为《国语文学史》附录），见《胡适文集》第8册，128页。

[105]黎锦晖：《国语在东南各省的发展》，载《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第31页。

[106]吴稚晖：《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13页（栏页）；《答ㄍ君书》，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20～221页。

[107]据黄通回忆，他的国语老师就是只教注音字母，自己却不讲；而黄通本人则是像吴稚晖讲的那样，通过学习《国音字典》掌握了国语。详论参见黄通口述，陆宝千采访，郑丽榕记录，沈怀玉、魏秀梅整理：《黄通口述自传》，12～13页。

[108]1946年12月24日，魏建功接受中央社的采访时说：“国语推行运动似已呈藕断丝连之态。”朱自清颇表赞同。参见朱自清：《论国语教育》，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191页。

[110]语言学家吴宗济（1909—2010）说自己小时候写的是文言，进了学校，“考国文几乎是不及格。……后来买来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周瘦鹃的小说（来读），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写文章啊。（就）照着样子写，就成了”。参见吴宗济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20页。

[111]陶行知：《怎样写大众文》，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19期，1935年12月1日，1页。

[112]平田昌司曾据此认为，胡适、陈独秀等在1917年发起的文学革命只是一场“眼睛的文学革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语音标准和发音的统一问题”。（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80～282页。）但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者对于语言统一是高度重视的（参看第五章、第六章），而且白话文运动正是要在纸面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声音转向”。（王东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1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50～58页。）平田的看法，乃是将文学革命孤立起来观察的结果。

[113]朱自清：《国语和普通话》，见《朱自清全集》第4卷，53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114]蒋介石在纪念吴稚晖的文章中，高度称赏其对国语运动的贡献：“先生认为我国‘书同文’还可勉强过得去，但‘字同音’则距离太远，于是在民初即尽全力研究并推行统一国音运动。”（蒋介石：《吴敬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318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其表述虽不全面，却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国语运动思路的关键。这一思路，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亦然。一份写于1946年4月20日的文件指出：“汉字可为台语与国语之桥梁，故推行国语而欲求台胞能自然学习，仍须以国字为媒介；学国字须谋国音，故须推行注音国字。将来新学国字之人将完全以‘国音’为国字之‘读音’而代闽语原来之‘读音’——所谓‘孔子白’。其方言中之音（有字可写者），即为那一字之‘语言’也。”（《台胞语文真相及国语推行之方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此思路虽是特别针对台湾的情形而定，却极为忠实地遵循了国语运动从文字统一语言的基本原则。

[115]如同平田昌司指出的那样，科举制度和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长期起着“字音”标准的作用，对读书人的发音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制约作用（其实际效用当然无法和国语运动对“语音”或“口音”的关注相比）。事实上，明清以来，人们已经有以“字音”正“语音”的明确意识。平田在书中引用了两条材料，很有说服力。一是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四年”（1483）条：“我国至诚事大，但语音不同。必学得字音正，然后语音亦正。”二是雍正六年（1728）上谕：“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36页。）此外，南方许多地方语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大概也与此有关。丁邦新对于这个现象有详细的论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周代的语言一代一代地传到今天以后，虽然其结构仍然大致接近，而音值则相差甚大。对于重要的文学作品，或是儒家思想笼罩下的必读的经书等，按中国人传统的读书习惯也是从小看着书口耳相传的，同时从学童启蒙时开始就讲究书声琅琅，日久而成的习惯加上书上看得见的文字，使某些读音和文字连上密切的关系。这一层关系竟然跟不上语音的变动，竟然在语音已经改变之后，有些地方还有读书音或多或少地借文字流传下来。……这些读书音在各方言中发展的情形并不一致，大约在北方方言中呈现零星的状况，与语音的不同没有整套的对比。而在南方方言中情形就相当规则，如闽南语的读书音与白话音可说完全是两个系统。有些读书音可能借知识分子之口渐渐搀入口语，以致泯灭了读书音与白话音之间原有的界限。这种情形可以说是文字给予语言的影响，语言本身是圆满具足的，多半在与其他语言接触时才会加入新成分，读书音的系统可说是另一种方言，它所以会遗留下来的缘故乃是由于文字的媒介。这种类似的情形在别的语言文字中非常少见。”（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19页。）

[117]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3页（栏页）。

[118]JackGoody，ThePoweroftheWrittenTradition，WashingtonandLondon，SmithsonianInstitutionPress，2000。

[119]BriaeraTheoryand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95，p。66。

[120]Eri，NationsandNationalismsine，Myth，Reality，p。113。

[121]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3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22]JeremyCattlish：TheMakingoftheLanguage1370-1400”，Pasta，No。179，2003，pp。24-59。

[123]大木康：《庶民文化》，见森正夫、野口铁郎、滨岛敦俊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周绍泉、栾成显等译，5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24]毛泽东：《夜学日志首卷》，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107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25]蔡元培：《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2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152～1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27]参看第九章，亦参见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28]这里所说的是“理论上”的认知。如同本书第九章所展示的那样，在实践中，民族国家（国语）并不一定就要像美国的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艾莉斯·马利雍·杨（IrisMarionYoung）所说的那样，“压抑‘我们’之间的差异”（艾莉斯·马利雍·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何定照译，264页，台北，商周出版，2006），尽管某种意义上的“压抑”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然而这是所有人类社团生活共同具有的倾向，并非民族国家的排他性特征。

[129]刘节：《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新途径》，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期，1941年8月15日，74～75页。

[130]余光中：《听听那冷雨》，见《桥跨黄金城》，213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131]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2]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554～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