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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4页）

[83]陈望道：《一种方言的语尾变化》，见《陈望道语文论集》，32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84]张世禄：《中国语的演化和文言白话的分叉点》，见《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45～46页。

[85]张世禄：《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见汪馥泉编：《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60～61页。

[86]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12页。

[87]瞿秋白：《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62页。类似的评论甚多，如鲁迅曾说：“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208页。]

[88]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指出，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阶级斗争首先采用的是民族斗争的形式。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12～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9]简·爱切生：《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徐家祯译，290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90]事实上，语言到底是进化的还是退化的，至今仍是语言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最近出版的有关此问题的一部跨学科研究著作是MortenH。senandSimonKirbyeds。，Laion，Oxford，OxfordUyPress，2003，尤其是其中由两位编者合作的导言性文章“LaioProbleminSce？”（pp。1-15）。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也指出，一种语言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一种语法类型转向另一种语法类型，甚至“可以在几种类型之间来回变换”；而“一种语言的语法特征与它在语言谱系中所处的位置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246页。）我们或者可以据此得出一个推论：语法类型之间并不存在所谓“进化”关系。（注意：该书英文副标题为HowtheMiesLanguage，并无“进化”之意。至少，该书作者所说的“进化”与本章中大部分论者所说的“进化”，并非同样的意思。）

[92]显然，20世纪，中国文化虽然在整体上被置放于“落后”一边，但是，在这一认知中，不同领域所处的台阶是不一样的。

[93]王古鲁：《言语学通论》，1页（卷前页）。

[94]安藤正次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190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同年担任神宫皇学馆教授，1928年担任“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教授和第三任校长。他对形态分类法的批评与胡以鲁等人的思路相仿，都认为是西方文化偏见的体现。笔者曾怀疑胡以鲁是否受过其影响，唯查其著作目录，其主要作品都出版于1922年，晚于胡以鲁。

[95]汉语在19世纪的语言学中地位如此之低，在一定程度上和此一时期的语言学研究被德国学者“垄断”有关。他们在有意无意中用德语作为衡量语言的标准，而德语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保持综合语特点最为明显的。在这种情形下，最接近分析语的英语也得分不高。不过，其时也存在不同观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就曾说，德语全未“任何现代化的改进”。[详述参见巴森（JacquesBarzun）：《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郑明萱译，468页，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6。]处在德国压力之下的英国语言学，也走上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参见ToandardEnglishaiguage，Basingstoke，PalgraveMa，2003，pp。17-41。

[96]德效骞：《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哲学系统之故》，张荫麟译，载《学衡》第69期，1929年5月，5～7页（篇页）。

[97]杜柏斯（即德效骞）：《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哲学系统之故》，素痴（张荫麟）译，载《辽宁教育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77～90页。

[98]两篇文章皆有译者志语，大同小异，唯“德效骞”一名，后文译为“杜伯斯”。由此可知，《辽宁教育月刊》文并非从《学衡》转录，很可能是张荫麟的投稿。

[99]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见《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15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100]沈步洲：《言语学概论》，50页。

[101]张世禄：《言语学简述》，载《新中华》第2卷第19期，1934年，123页。

[102]陈独秀：《答胡适之》，1916年10月，见《独秀文存》，63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03]张世禄：《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见汪馥泉编：《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63页。

[104]瓦尔特·米尼奥罗通过描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新大陆”的符号殖民活动指出，地图、语法等是如何聚焦了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敏锐地通过语言势力的消长揭示出，欧洲列强的争霸格局是如何将其内部某些国家排挤到历史边缘的：“现代殖民时段是这样一个时刻：此时，英语、法语、德语将其自身建构为现代性的语言和传达‘欧洲心脏’（引用黑格尔的话）的语言，同时将卡斯蒂利亚语和葡萄牙语贬斥为不适于科学和哲学论述的语言。……倘若我们考察17世纪的哲学、科学话语的转向，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向与特定的语言（或者说现代时期的语言：英语、德语、法语）相联系；这一转向同时还与阿姆斯特丹开始替代塞维利亚成为文艺复兴或早期现代殖民阶段落幕、启蒙时代或现代殖民阶段开启时西方世界的经济贸易中心相连。”（瓦尔特·米尼奥罗：《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344、序言15页。）尽管存在时空上的不同，但这番话所描述的历史无疑也是本章所讨论课题的出发点，因而可以与本章的内容相互印证。

[106]沈步洲：《言语学概论》，39页。

[107]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315～351页。

[108]张世禄：《汉语在世界上之地位》，见《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104页。

[109]沈步洲：《言语学概论》，43页。

[110]张世禄：《世界语和中国语》，载《语文》第2卷第2期，1937年，46页。

[111]罗志田教授已经谈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中有向往“超人超国”的一面。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244～25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2]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3772～3774页。

[113]章太炎：《送印度钵罗罕保什二君序》，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3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4]章太炎：《印度独立方法》，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364页。

[115]将此言和前引德国人古尔替乌斯的话对比一下，章说的政治意义会更加鲜明。

[116]引文出自陈寅恪：《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稿丛稿二编》，252页。

[117]正是这些特征使其与最近20多年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旨趣存在着共鸣，除了前边提到的刘禾的研究与民国语言学家某些论点及视角的相似之处外，何伟亚（JamesL。Hevia）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史学家那里发现了相同迹象。（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369页。）

[118]聂鸿音教授审阅此章后，有批语数句，对此问题有独到的意见，使我甚有启发。现征得他的同意，转录于此：“看完了说点臆断：讨论汉语有没有语法，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实际上没有站到一个公认的出发点上。这源于中西对‘语法’一词的理解不同——西方人所谓的语法指词的形态变化（即波腻尼梵文法所谓的‘音变’），这当然汉语没有；而中国人理解的语法是‘遣词造句的规则’，当然所有的语言都有。我始终觉得那帮人就是‘人说前门楼子，你说大马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