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五结论（第2页）

[24]新文化运动后，北方人面临的雅俗之辨的压力逐渐淡化，但仍未消除。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写信给傅斯年说：“古代语言，惟北人能得其真，南人则始终隔阂。现在吾人所读之字音，泰半为南音所乱”；但他“恐一发表后，惹起南人之反响，非慎思明辨，不敢出以问世”。（张书学、李勇慧：《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91号，1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是时如此，倒推20年，情境如何，可以想象。

[25]其实，吴稚晖虽然号称拥护“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的官话（即所谓普通官话），但是他本人更偏向于“吴腔”。他曾表扬一位最“能作官话”的苏州人：“其言，发声则纯用吴腔，而出音则字字真足，既方且雅，人固莫不以南京官话诮之，其实此即改良新语所最适当之音调也。”（吴稚晖：《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5页。）则其心中的理想国语，当离南京官话更近。

[26]钱穆：《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见《国史新论》，2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7]张鸿魁：《语音规范化的历史经验和“官话音”研究》，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14～15页。

[28]章太炎：《与人书》（1909年），见《章太炎书信集》，267页；《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24页。

[29]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24页；《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4～5页；《与钱玄同》（1907年），见《章太炎书信集》，101页。这层意思在《国故论衡·正言论》中说得更清楚：“讹音变节，随在而有；妙契中声，亦或至当；明当以短长相覆，为中国正音，既不可任偏方，亦不合慕京邑。”（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243页。）颇有些人说章太炎主张以武昌音为标准音，观此可知不然。事实上，何仲英就说这是“东拉西扯南腔北调的统一国语办法”。[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57页（栏页）。]

[30]邢岛：《改革文字意见书》，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2日，8～9页。

[31]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10年1月12日，954页。

[32]按：前引章太炎的《与钱玄同》中说，“尊议近世语言，不能以北京官音为准，斯言甚是”（《章太炎书信集》，100页）。章氏所说“官音”，殆亦同义。

[33]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8年4月29日，572页。

[34]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5页。

[35]章太炎：《与钱玄同》，见《章太炎书信集》，100～101页。

[36]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第1版。原文未署名。

[37]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6～87页。

[38]夷夏之辨、雅俗之分皆与对地域平等的追求有关，但也有超出这一范畴的意义，在另一些层面上寄托了对现代国家的想象。

[39]《延聘国语教习》，载《申报》，1907年3月24日，第2张第9版。

[40]《学部咨外务部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69～71页。

[41]《八月初七日内阁官报公布学部具奏本年上届筹备事宜遵章接续奏报缘由折》，见《两广官报》第20期，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3344～33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42]据此，何九盈教授说，清末的语言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34页），应是不准确的。

[43]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26页。

[44]《中央教育会纪事》，载《大公报》，1911年8月7日，第2张第4页；1911年8月8日，第2张第3页；1911年8月14日，第2张第3页。

[45]《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43页。

[46]《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第一次报告·统一国语方法案》，载《申报》，1911年8月17日，第2张后幅第2版。

[47]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载《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1912年9月，4页（栏目页）。

[48]《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76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9]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4～105页。按：此文在开会前，由教育部刊印一册，发往各省。参见《教育部咨文（民治一年咨第廿九号）》，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档案号：JC10-1-22074。

[50]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5页。

[51]《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768页。林传甲日记中有黑龙江选拔读音统一会会员的记录，略可见地方执行相关条例的情形，参见况正兵、解旬灵整理：《林传甲日记》下册，1913年2月3日，4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52]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4页。

[53]吴稚晖：《辞职会员吴敬恒临去之哀告》，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31页。

[54]邢岛：《改革文字意见书》，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2日，8页。

[55]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5～108页。

[56]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2月24日、3月3日，96、99页。应该注意的是，朱氏1906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曾主张编纂国语教科书与国语典，皆“用北京语”，又言“字音宜以《切韵指南》、《唐韵》及《说文声系表》为蓝本”。（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4～5页。）显然，他在语和音两方面的主张是不一样的。

[57]汪荣宝与王照的发言均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58～59页。

[58]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3月31日，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