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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第5页）

[129]胡适：《尝试集自序》，见《胡适文集》第9册，7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0]钱玄同：《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1期，1922年2月20日，2页（栏页）；《新著国语发音学序》，见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10页（序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此处涉及“京国之争”中的一种观点，即所谓“国音京调”的问题。其时有一部分“国音”派人士认为，“京音同京语虽不尽可取，但他的腔调，却有几件长处”，国音声调应径仿“京腔”。（刘儒编著：《国语教学法讲义》，109页）。黎锦熙在1924年观察到：“近来国语界，国音京音不复有争，但实际上的国音却一天一天地有‘京音化’的趋势。所谓‘京音化’者，并非指《国音字典》中那最小部分和京音不同的字的读音，乃是国音中一个悬案——四声问题——现已纯粹地准照北京的活人活语而得了圆满的解决。”（黎锦熙：《京音入声字谱》，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64页。）

[131]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5～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2]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国音常用字汇》，Ⅲ、Ⅱ～Ⅵ页（均为篇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此后不久，钱玄同再次强调，“官话”绝非“京话”。（钱玄同：《文字学音篇》，见《钱玄同文集》第5卷，8页。）

[133]乐嗣炳：《国语学大纲》，10页。

[134]赵俪生：《篱槿堂自叙》，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35]不过，在1934年为汪怡的《国语发音学》所作序言中，钱玄同却再次挑战昨日之我，宣布“我要打开窗子说亮话，这五年以来传播的国语实在就是北京话。那所谓‘国音、国语以普通官音、普通官话为标准而不是北京音、北京话’这句话，不过是一句好看的门面话”；而大家通常所谓官音、官话，实际上就是以“合乎北京音、北京话”为标准的，故“从今以后学国音、国语的人们干干脆脆地说北京音、说北京语，乃是必然的趋势了”。[钱玄同：《新著国语发音学序》，见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15～16页（序页）。]

[136]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37～138、147、152～153页。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下同。

[137]钱玄同：《〈国语周刊〉发刊辞》，载《国语周刊》第1期，1925年6月14日，第1版。

[138]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38、164页。

[139]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7～228页。

[140]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5～16页。

[141]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4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篇文章中，瞿秋白的看法再次发生变化：“普通话的口音，应当大致拿长江流域的中部口音作基础。”但他也强调，这一点不能太“拘泥”，以免“使普通话丧失它的中立语的性质”。而说到具体的操作方法，重点不过是“把以前的所谓‘国语’之中的一些不普通的北方口音消去”而已。（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309页。）

[142]何容：《什么叫做“官僚的所谓国语”？》，载《国语周刊》第48期，1932年8月20日，1～2页；《再论“官僚的所谓国语”》，载《国语周刊》第61期，1932年11月19日，2页。

[143]闻心：《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上）》，载《新生周刊》第1卷第23期，1934年7月14日，449页（合订本页码）。

[145]《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4页。

[146]叶籁士：《大众语·土话·拉丁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81～82页。

[147]焦风（方善境）：《中国语书法拉丁化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9页。焦风即方善境，参见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48]余平：《再论中文拉丁化运动》，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7月26日，6～7页。

[149]聂绀弩：《给一本厦门话写文章小册子作的序》，见《语言·文字·思想》，126～128页，上海，大风书店，1937。

[150]叶籁士：《拉丁化概论》，35页，上海，天马书店，1935。

[151]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载《青年文化》第3卷第5期，1936年4月，13、16～17页。

[152]聂绀弩：《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答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见《语言·文字·思想》，139～140页。

[153]林士一：《国语罗马字呢，还是拉丁化新文字呢？——答黎锦熙先生的〈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载《青年文化》第3卷第5期，1936年4月，24页。

[154]张庚：《大众语论战中的几个成问题的问题》，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127页（类页）。

[155]郑伯奇：《大众语和普通话》，载《新语林》第5期，1934年10月5日，11页。

[156]高毓溥：《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之合流》，载《语文》第2卷第1期，1937年7月1日，11页。

[157]《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载《现实》1939年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8～309页。

[158]梦幻：《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载《大公报》，1912年4月22日，第2页。

[159]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7页。

[160]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189页。

[161]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203～223页。

[162]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已经注意到，“民主化”是把民族语言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林华译，14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63]张士一：《国民学校一二年级不教注音字母的主张》，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72～73页（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