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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创新中体现的文化自信（第1页）

三、改革创新中体现的文化自信

思想要为社会担当责任，为现实确立依据，为问题寻找对策，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基础。思想为现实确立依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与实践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就蕴含在人类实践活动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如果把理论看成只有哲人心思才能理解的神秘的东西，看成高深莫测的知识体系，那就先自输了气势，何谈认识和实践？很多时候，人的思维能力是一种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动态历程，当他思辨事物时，眼前的事物就不一定像先前那样牢固，以前被视为合理的内容，在思想的进程中也不一定那样理所当然了。这给理论思维提出了一个任务：如何恰当地定位社会的思想方向？如何科学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即社会生产实践出发，给思想进行实践定位的，他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从人的现实生活中描绘其思想历程。毫无疑问，思想活动的场所是现实社会，思想活动的形式是实践，它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是通过社会主体的活动体现出来的。有人把思想的发展看成纯粹自发的过程，认为只要在心理上“解缆放绳，顺风张棹”，在行为上“不依畔岸，不屑凑泊”，那么，“不需把持，不需接续”，就可以致良知，达到“神明自得”。这种把思想提升归结为冥思苦行、洁身自高、自动生成的观点是很片面的，它否定了思想教育的功能和可能性。

思想为社会担当责任。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中，思想的社会担当是通过主体的能动作用实现的，这个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等。共产党要走在改革的前列，因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6]。中国共产党要及时提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形式，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与时俱进，明确我们的指导思想，让群众知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事；明确我们的价值取向，让群众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中性的；明确我们的制度规范，让群众知道应该弘扬什么、抑制什么、克服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增强群众的凝聚力；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性，增强群众的向心力；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性，增强群众的国家认同感。还要把群众的要求反映到思想理论中，把我们的目标体现在理论发展中，把解决问题的思路转化为现实的行动。要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要努力把我们的党建设成学习型政党。不学习，无以自立；不学习，无以自信；不学习，无以自强；不学习，无以自觉；不学习，无以自为。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47]在形势多变、问题多生、思想多元的今天，共产党人的学习任务更加紧迫。广大群众是改革思想的主要践行者。要鼓励他们满怀信心，下定决心，把推进当前的改革作为崇高而又神圣的使命，以高度的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以积极的行动投身改革开放，在思想上摆脱“左”和“右”的困扰，做一个成熟的社会公民。我们现在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就是要把思想理论灌输到群众之中。“大众化”与“化大众”紧密联系，前者表现为结果和状态，后者表现为过程和行为，都要求思想与现实有机结合。“大众化”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主体，使之成为群众行为的思想指导；“化大众”是教育群众，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群众观点，注重群众路线，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进一步提炼，完善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机制。

思想为问题寻找对策。要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寻找路子。江泽民同志说过，好办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群众实践。胡锦涛同志也指出，尊重人民的实践、从人民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上升为理论，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事实表明：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改革有困难，不改革是畏难；改革有障碍，不改革有妨碍；改革是动力，不改革会失去动力。这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知识分子是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者，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审视现实，认识现实，把握现实，说群众想听的话，写群众想看的书，把知识的明灯放在广大群众的心坎上。知识分子要有主心骨，有敢为真理而坚持的勇气，有敢为事业而拼搏的决心。不能思想浮躁，言辞浮躁，行为浮躁；不能思想偏激，言辞偏激，行为偏激；不能将一地之事说成一般，不能将一点之事看成全面，不能把特殊事情看成普遍，不能将偶然事情看成常态，更不能为了个人的私欲而肆意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现实为思想提供活动场所，为理论提供话语平台，为认识提供实践空间，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基础。现实为思想提供场所是有选择的。显然，我们不会主动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活动场所，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主动给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活场所。问题是：一旦某种思想产生于其中，如何以自己的主流话语整合那些我们不需要的却又客观存在的思想？问题还在于如何收拾人心，把那些不同的看法规整起来，至少不让它们成为我们改革的负面力量？现实社会中，核心价值体系对人的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它以独特的价值观念、生活准则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而多元价值观念通常是因为经济差别、地位差别和认识差别而产生的，它们所反映的不平衡性往往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或折光，都有自己的生成空间和活动环境，都会在现实社会中打下烙印。只要它们是健康的，只要它们能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之下，我们不应妨碍其发展。现实要为健康的思想提供话语平台。思想只有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品格、特征和功用，才能让听者倾心、让观者动情、让“买家”动心，才能赢得认同。这里还有一个思想竞争问题，各种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不同，正是由于一些思想形式相互排斥，人们不能不对这些思想进行筛选。可以想见，“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所有的生活秩序、生活意义都同样有效，那就没有了宽容，而只会导致对文化问题持无所谓态度”[48]。生活中，“规范”与“不规范”的差异是无法随意删除的，而是因差异而生动，因多样而活跃。我们不能采用“非此即彼”的绝对方式，给异己的思想都扣上“另类”的帽子。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们思想的变迁，原来被认为是不符合现实的思想可能因为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而被纳入合法体系，一些曾经是理论内容的材料也因为不合时宜而退场。“今日之中国，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面对‘世所罕见’的复杂局面，深化改革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考量。面对这样的改革形势，既需清醒坚定的政治勇气，也要统筹兼顾的政治智慧；既需珍惜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改革成绩，也当正视深刻转型中积累的不容忽视的改革问题。”[49]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的理论必须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支持，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支撑，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舆论推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动力保障。现实要为合理的利益诉求提供发展空间。改革过程中，随着认识的变化，各种行为主体都希望对现有利益格局作有利于自身的调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50]面对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我们反对充满高调的说教，反对“一刀切”的做法，反对把共产党人打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不赞成把共产党说成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者”。

思想的现实与现实的思想，在社会变迁中具有难以割舍的联系。由于“判断总是受到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的制约”，会使思想与现实永远难以达到完全一致。这正如恩格斯所讲的认识和实践难以重合一样。“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51]既然认识上的缺憾和实践上的缺失是共存的，改革中的不完善或失误也是必然的。如果以为改革有阻力、有困难就止步不前，那也不是共产党人的态度。今天，面对改革中的种种问题，首要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减少杂音，消除噪声，遵循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原则，遵循理论与实际、具体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积极稳妥的策略和渐进有序的原则，不断增强思想的自觉性，不断提升改革的自信心。几十年的改革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体系，是我们今后改革的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它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一起，必将以其与时俱进的特征和成就臻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