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遗产的价值积淀
(一)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及其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生产力的推动下,由于世界历史**往的扩大,艺术成了各民族的公共财产,这种情况下,保存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及文明成果,就成为各民族共同的任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劳动的压抑性和异化现象,社会的创造精神被禁锢在一定范围内,充分的自由的艺术创造也发生畸变,资本主义生产成了同艺术诗歌等精神生产相对立的方面。马克思曾对施托尔希的有关论点做过分析和批判,施托尔希认为,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吸取精神资本,就像物质上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吸取物质资本一样。马克思认为,他看到了市场经济下物质和精神流动的主要方向,却无视精神产品、艺术产品发展的不同步性。在施托尔希看来,医生生产健康,教授和作家生产文化,诗人和画家生产趣味,道德家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生产劳动安全,但反过来,疾病生产医生,蒙昧生产教授和作家,乏味生产诗人和画家,不道德生产道德家,迷信生产传教士,普遍不安全生产君主,这些观点看到了一些事物发生的表象而忽视了本质的内容,因为以上诸多门类的“专家”都是实践中产生的,实践的需要推动了认识的发展。
对待资产阶级文化遗产需要有辩证的态度,对它的存在不能一概否定,对它的力量不能视而不见。列宁指出:“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55]沙俄时期的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甚至苏维埃还没有能够达到资产阶级文化水平,尽管它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但是对于我们反对官僚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轻率地谈论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仅仅把它作为口头上的事情,轻率地否定旧文化的现实影响甚至不加分析地接受或拒绝,都是急躁冒进的态度。在遗产问题上,我们对根源于旧机构、旧文化的缺点还没有认真的思考,对社会制度的精华没有仔细的审视,当然对旧文化遗产的陈迹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56]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需要有知识的和受过教育训练的人,前一个方面所缺少的就是文化,靠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优秀品质或革命精神,是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后一个方面大多是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利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关键是在思想上改造他们。人才培养与改造是耐心艰苦的工作。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实施中,耐普曼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与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具有密切联系,但不能就此认为耐普曼的出现完全是消极的力量,也不能把它在政治上上纲上线。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没有必要为旧传统和旧思想影响下的商贩队伍感到惊慌,他们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能按照“正统”的思维定式看待经济成分的变化及其影响。
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及其影响,要分析其在政治上的消极作用和在经济上的两面性,苏维埃在经济上的退却和迂回不是政治上原则上的妥协让步,而是一个经济策略。“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许多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57]要同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决裂,如果文化工作者照搬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就会沾染这些文化的缺点,就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文化工作者。“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可是这些工作人员都不习惯于联系政治,特别是联系对我们有用的政治,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来进行工作,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使他们从组织上联系起来。”[58]因此,对待旧知识分子,是不能完全将其视为无用的或反动的群体的,他们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中性的,他们掌握的管理方式也是中性的,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可以使用,只要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为什么要抛弃呢?因此,“每一个鼓动员和宣传员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要严格地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但又不能只局限于党的范围内,应该记住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几十万教师,激发他们的兴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偏见,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十分重大,只有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才能把这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争夺过的群众引上正路”[59]。在思想上,苏维埃的政权是红色的,苏维埃的宣传和鼓动员也应该是红色的,苏维埃宣传任务和宣传内容是由这两个方面决定的。“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60]这个目标任重道远,共产党人要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要不断地工作、工作、再工作,把共产党人的高尚热情和苦干精神结合起来,通过长期不懈的工作推动实现事业的发展。
(二)无产阶级文化遗产及其影响
列宁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文化遗产、臆造“无产阶级文化”和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行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端正了方向。“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61]列宁认为,要区分“遗产”的内容和性质,“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把民粹主义归入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根到底是不好的: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向俄国社会思想界所提出的那些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一些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堵塞了解决的道路,从而拖延了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62]。坚持无产阶级文化,不是要隔断历史文化,不是无视传统文化的力量,否则就会产生因资产阶级倾向而变质。“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63]不能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时代特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不能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因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特殊的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共产党+教育人民委员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总和。“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64]学习和实践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这种学习不是单单关注几本小册子,不能仅仅背诵几段经典语句,而应该是知识和思想的融会贯通。这种实践不是盲人摸象,不是漫无目标,而是思想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过程。
(三)辩证地看待民族文化遗产的力量
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存活的并有现实影响的遗产和力量,具有持久性的作用。“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65]旧的民族文化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尽管民族文化遗产的多数内容不具有阶级性质,或者在产生之时不具有阶级意识,但当它被赋予资本主义色彩并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时,就有了阶级性质。如果从民族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就会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力量。“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66]在列宁看来,民族文化作为一种遗产,它的力量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和怎么利用它。“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67]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扬弃的眼光、符合社会潮流的眼光看待和利用它,就会产生积极的力量;如果从保守的眼光、片面的眼光以及有悖于社会潮流的眼光来看待和使用它,就会产生消极的力量。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基础之上的,摧毁旧的东西,摧毁旧的基础,并不是要将旧社会全部推倒重来,这是任何一个新社会必须面对的事实,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是这样维系发展的,统一制度下朝代更迭也是这样维系发展的,即使是异族入主政权也不可能对前朝的发展事实弃之不顾。“我们从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刚胜利时,它是起用另一个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理工作的,否则它就无人可用。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起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而我们现在也有同样的任务——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所以我们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用文字或证书所能证明的,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68]事实上,任何统治阶级在上台之初都是一个新手,像一个儿童,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表达的思想,都受到老人的影响,即使他宣布一切都是新的,即使他已经有了新的思想和制度,即使他不想接受旧事物,他也要在执政形式和执政方法等方面向旧社会寻求经验和借鉴。“资产者获得了胜利,但当时还不会管理,他们是这样保障自己的胜利的:宣布新宪法,从本阶级中征募管理人员,开始学习,同时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管理人员,并且开始训练和培养自己的新人去做管理工作,为此而运用了全部国家机构,取缔旧的封建机关,让富人进学校,这样经过许多年,经过几十年,他们就把本阶级的管理人员培养出来了。现时在按统治阶级的模样组成的国家中,也应采取过去所有的国家都用过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愿立足于纯粹的空想和空谈,那我们就要说,我们应当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我们应当保障革命所争得的宪法,但是要管理,要进行国家建设,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我们只有从先前那个阶级中才能找到。”[69]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后,也知道要培养自己的管理人才,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同样遵守这样的规律,同样要从前代社会中寻找管理人才,人类知识和经验就是这样积淀和聚集起来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不是“庄严色彩画成的圣像”,而是现实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对优秀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需要通过实践检验的新制度,需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也需要以现实的实践表达自己的理想。列宁非常赞赏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马克思不仅关注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也注重这种联系的内在机理,“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70]。正因为马克思从整体的视角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化,才对传统文化有详细的把握和客观的认识;正因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文化方式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才对这种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较为充分的认识。
在这样的方法论引导下,列宁要求通过共产主义教育扫除文盲,以便增强国民素质和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青年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71]在青年与老年之间,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联系和结合纽带,斩断了联系就等于隔断了历史,历史的接力和思想的传承总是在代际变迁中体现出来的。但是,实现这种联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俄国,“贯穿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在否定旧学校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种学校中只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72]。继承文化传统的方法及路径是不一样的,也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可以在家风传承中实现,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实现,可以在社会交际中实现。对于旧学校的死读书问题、强迫纪律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73]。区分的原则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坚持无产阶级的育人方向,是否有利于推动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发展。由于制度不同和发展目标不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人才是不完全一样的,除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培养外,两个社会的人才在政治方向上的要求截然不同。因此,“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74]。我们说的全部知识是共产主义赖以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些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是从其积极作用上讲的,或者说是从全部优秀文化知识方面说的,马克思主义在总结这些优秀知识的基础上,构造了共产主义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