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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艺力量的党性和战斗精神（第1页）

一、文艺力量的党性和战斗精神

（一）文艺力量的党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文艺的倾向性，密切关注和热情支持无产阶级生活与斗争的文艺作品以及无产者本身的文艺创作。列宁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文艺的党性学说，他把文艺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反对“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态度；他提出文艺的人民性，反对“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倾向。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文艺写作要有党性，写作事业不是个人的事，它“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并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监督；写作事业是一个特殊的部分，不应同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75]。这里的两个“无可争论”要求人们重视文艺事业的规律性和写作事业的特殊性。写作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76]，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无产阶级的写作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把“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作为服务对象。针对当时有人借出版自由攻击和歪曲社会主义的现象，列宁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的思想，“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77]。无产阶级的艺术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这既是艺术发展的根基，又是为群众服务的要求。

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78]但是，文艺和文学能否严格对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夸张，在多大程度上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来改写现实，夸张的结果是什么，过度夸张对群众产生的不良影响是什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文艺来说，如果充分发挥其政治功用和社会效应，仅仅靠对真实生活的描写能否实现，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79]这里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是对文艺活力、动力和感染力的要求，是用“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话语表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总纲，“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是表现形式，因此，“提高”了的文艺不一定表现在艺术水准上，不一定表现在技巧发展上，而是表现在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讴歌主流意识形态和用现实生活典型激励广大群众。

（二）文艺力量的战斗性

党的报刊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不能靠妥协退让来实现。无论是合法报刊，还是非法报刊都会倾向于某一个政党，那些“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80]。由于这些缺陷，报刊中出现鱼龙混杂的思想是难以避免的，怀旧与开新，柔弱与刚强，正义和邪念，都必然会削弱报刊的战斗力。资产阶级出版物与无产阶级出版物是两个不同方向上的力量，“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81]。尽管列宁感到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是有局限性的，但他仍然以此严正告诫：“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82]在这里，列宁提出和要求的思想一致性，并不是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83]。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指出了高尔基关于“中立”“和解”言论的幻想性和一厢情愿，别尔嘉耶夫主义加僧侣主义都是必须加以批判的，无产阶级作家应该立场鲜明地反对不良倾向。针对高尔基用造神说代替寻神说的观点，列宁认为，寻神说与造神说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宣扬这种从精神上创造出来的神的观念，就是用甜蜜的糖衣和各种色彩包裹着的毒药**人们的心灵，这不是文艺力量战斗性的表现。

（三）文艺力量的革命性

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用文艺客观的现实的力量表达了现实问题。但是，俄国的一些合法报刊却不是从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方面看待托尔斯泰的作品，而是通过“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言”来淹没人们要求对问题本质答复的呼声。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文学及其本人所表现的两面性，正是那个社会矛盾和张力的体现。在积极影响上，托尔斯泰创造了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他用现实主义表达了对社会虚伪性的强烈抗议，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暴政及国家机关中的滑稽相，描述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与工人群众痛苦的加剧形成的现实反差。在消极影响上，他是一个“发狂的基督教地主”，是一个颓唐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疯狂鼓吹不要用暴力抵抗邪恶，通过有道德观念的神父培养最精致的僧侣主义。这样的特征也使托尔斯泰文学的影响力不是彻底的革命性的，内心认识上的矛盾决定了他的作品的二重影响。身处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84]。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出对新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的内在动力不是自觉生成的，而是带有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表现出来的。但是，“正在‘形成’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它们的活动愈具有确定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85]。列宁认为：“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反映的正是旧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这种迅速、激烈而急剧地被摧毁。”[86]托尔斯泰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抛弃了本阶层的一切传统观念，对现存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激烈批判，是反对旧堡垒的思想表现，他把农民心理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清新和真诚的方式探究贫苦的根源，把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绝望情绪融为一体。

列宁还认为，赫尔岑的作品在俄国革命准备方面起到了伟大作用，“《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杂志（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87]。赫尔岑开展的革命鼓动，又由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民意党巩固、扩大和加强，他们作为“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航海长”，在推动群众运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粉碎沙皇君主制恶棍，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恶棍的第一人。”[88]列宁认为，《国际歌》的力量一直被无产阶级称颂，欧仁·鲍狄埃用自己的战斗歌曲，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号召工人团结一致。“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89]在列宁看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的一些刊物，散发着浓烈的不良气味，使人感觉是“置身在奴才的下房里”。“奴才们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主张解放雇佣奴隶的人，则从锁链上摘下装饰它的假花，使奴隶们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地憎恨他们身上的锁链，尽快地挣脱锁链并伸手摘取新鲜的花朵。”[90]他们指责“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说群众自己“不相信旧道德旧政治的价值”，他们把自己的背叛归咎于群众。这是对文艺革命性力量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