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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艺创作的话语选择（第1页）

四、文艺创作的话语选择

文艺话语的选择要体现导向性、娱乐性和群众性。没有导向性的文艺就像无头苍蝇，到处碰壁；没有娱乐性的文艺，就像缺少灵气的东西，难以激起人们的心灵共鸣；没有群众性的文艺，就像没有目标的东西，少了服务对象。文艺上的孤魂野鬼做不得，文艺上的孤家寡人做不得，文艺上的孤芳自赏也做不得。文艺话语的选择，要在格调上有理想，在形式上要灵活，在内容上有真意。

（一）文艺话语格调的定位

文艺作品的实际效果与语言格调有很大关系，高雅的格调能够以特有的方式寄托和折射社会的价值取向。通常情况下，社会有一套意义系统，作家有一套创作思维，只有当这两个方面的内在需要和外在表现能够实现恰当的意义链接时，才能有效表达思想内涵和事实真相。

（1）话语的思想方向。“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23]这一定位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服务对象和方向。文艺作品的语言表达与党和人民的需要密切联系，但是，靠政治手段赋予某种艺术以话语权力，或者用行政手段规范某些话语内容，往往难以达到可持续的效果。文艺要满足群众的需要，最基本的前提是坚持正确的思想方向。具体而言，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文艺作品突出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通过话语重构和艺术再现，使群众真正体验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文情怀。二是创造性的表达社会的思想内涵，正确处理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关系，用朴实的叙事表达和回应现实，为群众自觉的价值追求提供话语支撑。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导地位。运用文艺作品讴歌生活、弘扬正能量，发挥文艺作品引领社会思想的积极作用。文艺作品表达社会主义思想的方式，不是刻板的言辞，不是生硬的说教，不是多种思潮和泛价值话语，也不是普世价值和西方话语，而是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在这里，人民主体性决定文艺创作的方向，它可以通过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表现出来，可以通过塑造生动特色的形象表现出来，可以通过体现群众意愿的话语表现出来。其中的关键在于心中装着人民，做事想着人民，经常服务人民，在群众中寻找艺术素材，在群众中寻找创作灵感，在群众中探索创作方法。

（2）话语选择的价值导向。“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124]文艺创作的主观性极其明显，其价值导向也不一样。现在的文艺作品，高雅健康的不在少数，低俗下作的也充斥社会。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125]当下文艺作品中的粗、鄙、俚、俗、恶等形式，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极不相符，一些人出于不同的欲望或目的，把腐败写成兴盛，把落后描为淳朴，把糟粕扮成精华，把病态当成常态，结果瓦解了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性关系。这种变化留下了不同的解释空间，也造成思想阐释上的歧义，可能会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性关系，造成“辞不获济，屈于所狎”。文艺创作中，思想阵地要坚守，精神家园要守住，要让读者知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事；要明确文艺作品的价值取向，让读者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中性的；要明确文艺创作的道德要求，让读者知道应该弘扬什么、应该抑制什么、应该抵制什么。表达价值观，要旗帜鲜明、毫不隐晦；讴歌积极面，要雅言叙事、饱含旨趣；揭露阴暗面，要客观平实、持论公允。文艺创作中，思想上的“百花齐放”和观点上的“百家争鸣”，都是有底线的，既不能以“粗豪之气形埒字句”，也不能以“霸气灭尽和平温厚”。

（3）话语选择的时代风向。文艺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而文艺创作不仅仅是书斋里的事情。“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126]文艺宣传的语言必须从实践中提炼，可以是阳春白雪但要少些风花雪月，可以是下里巴人但要少些盛气凌人，文化话语如果不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如果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成果，就失去了时代的向标。就理论而言，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马克思主义鼓舞人心，是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就实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多感人的素材、生动的事例和动人的故事，将这些元素转化为作品并用现实的话语表达出来，是文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问题。事实表明，高明的理论通常要借助朴实的言辞来表现，生活的真谛通常要用朴素的语言来表达。那些“传说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不是文艺话语的健康表达形式；那些外延广泛、内涵贫乏的语句，也不是文艺作品的选词基调。文艺语言不仅是把握时代精神触角的工具，也是理解时代精神的方式，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说服力、影响力是靠语言所寄托的思想内核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文艺思想是立论基础，文艺形式是社会标杆，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合时”“合事”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创者，应该摆脱历史的局限和现实的束缚，跳出个人际遇的圈子思维，以优美或朴实的语句书写时代风貌。

（4）话语选择的生活气象。当代语言对生活意义的表达能起到“缝合”与“链接”作用，它能够通过对生活气息的把握而构建出优美的艺术体系并控制意义的滑动方向，文艺作品的这种“链接”作用是通过“有效的语言表达”使“外在”因素体现为“内在”意蕴的。不少时候，文艺作品因与生活分离而显得虚无缥缈，价值表现与因实际要求发生悬隔而如空中楼阁。一些人用理想化的文艺俯瞰现实性的生活，觉得它有违人文价值和道德准则，于是给予极度的否定；一些人用实用主义态度审视艺术，觉得它的现实性不够而要求更“自由”的内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源于生活和思想的分离所造成的价值关怀差异。不良的艺术取向一旦遇到不良环境会发酵变质，造成艺术不反映生活而刻意迎合低级趣味的状况，造成文艺工作者提供的作品与群众的文艺需求产生偏离的现象。也有不少时候，创造者的意向是好的，却未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其原因可能是：脱离生活，没有从现实中挖掘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内容；创作者自身的表达能力有限，没有能够精准地表达生活内涵；管理体制和激励体制滞后，没有调动广大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的积极性。语符自身的隔离性特征会造成言不尽意，话语的主观性特征也会引起语义变异。消除表达歧义，需要提高话语生活气息，论事不必之乎者也，述情不必附庸风雅。

（二）文艺话语符号的选择

就技术形式看，艺术语言所使用的常规化、公众化和秩序化原则，是为了准确地传达意义和进行快捷有效的对话，而文艺作品通常是高度艺术化和主观化的符号构建，是通过浓缩和超越庸常的现实生活图景来表现社会情态的。“当意念落实成文字之后，它即从作者个人独占的私产解放出来而成为凡能识字读书的知识大众所共有的公器。不仅如此，由文字所表现的意念一旦成为公器即脱离作者的控制而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自由。固然作者对自己所写的文字有解释原意的权利，但是意念变成白纸黑字之后就好象生米煮成了熟饭，它的色香味大家都可品尝，没有任何人，包括作者在内，能够独占鉴赏的特权。”[127]在现实的语境中，话语符号所担负的角色，不仅是创作者的艺术构想，更是社会的内在要求。

（1）选择“情”“意”互现的话语符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128]，但是，如何叙事却是大有讲究的，为什么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解读视角和解读方式？为什么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那里会形成不同的艺术产品和艺术魅力？为什么不同的人能够给同样的素材注入不同的内涵？从创作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对情景的把握程度和对意义的理解程度。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无济世之情而有迎合之意，无德义之思而有私利之欲，无节信之称而有名检之伤，结果是：庸俗挤占高雅，“戏说”冲击“正说”，“闲话”侵掠“实话”，“虚构”诋毁“现实”，“泛黄”浸**“正红”。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情”在何处？“意”在何处？如何体现？我们党对这一问题有着明确的导向。毛泽东同志把它归结为“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提升到“原则的问题”这一高度；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把文艺描述为“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可见，文艺所表达的“情”和“意”就是我们对人民的情谊，“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29]。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由“情”而感悟，由“意”而升华，言“情”真切，会“意”透彻，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境界，其表达的要点在于用“意会”与“言传”结合体现人民群众的社会创造，在于通过“情”“意”相通表达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30]不难理解，如果言者声情并茂，闻者也自有戚戚，如能将“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事实转化成高雅或通俗的艺术作品，也会收陶冶宣传之功，其要点不仅“形似”，更是“神似”，情到时心怀高远如光风霁月，会意时身临其境若樵夫在山。

（2）选择“雅”“俗”共赏的话语符号。文艺语言包含着要表达的基本信息和内心视像，包含着创作者的知识素养和表现风格，其中“人品”与“文品”同鉴，“人风”与“文风”同在，“人格”与“文格”互映。文艺创作用语要追求真善美，“真”在于挹取原委，“善”在于启沃心智，“美”在于陶冶情操。一种艺术作品，若“雅”中有韵，其“芳可涤秽”，其“清可远垢”，会有良好的宣传效果；若“俗”中有质，其“情无奇而自佳”，其“景不丽而自妙”，也是诚朴的价值追求；若平实务本，其析词也精准，其述情也真切，亦能“拂拂如风，洋洋如水”，引来群众的掌声。文艺创作用语虽然形式多样，在“关情处”的方法选择却至为重要。若刻意逢迎，斫斫于弄章摘句，汲汲于芜词丽藻，搞出矫揉之态，则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只要看一看当下的网络作品，就可以略见一斑。一些作品俗不可耐，不以尊德为荣，专以丑词弄乐，甚至用粗鄙的语言表达下作的思想，传递的是低级趣味，寄托的是无聊心志；一些人“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真实意象被弄得风华萧索，子虚之说被夸饰成乱真事项。此种语汇所体现的人格病态和价值扭曲，对社会危害极大。词汇之于文艺就像绘画艺术中的颜料、雕刻艺术中的石块、建筑艺术中的砖瓦、音乐艺术中的音符，是最基本的语言元素。臧否事实不一定要用“涵盖乾坤”式的话语，品藻人物不一定用“截断众流”式的态度，说明事实不能“言在此而意在彼”，不能“泯端倪而离形象”。不为病态呻吟之语，不作放诞狂佯之态，不假虚妄无稽之谈，乃是文艺作品遣词的基本要求。

（3）选择“虚”“实”互动的话语符号。文艺创作要以客观的立场求证群众关切的事项，虽然允许有情节上和内容上的虚构或夸张，但以忠于生活中的原型和事实的真相为前提。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是文艺创作的重要特征，不能以思想虚拟而胡言乱语，不能以创作自由而无视真相。那些虚假的文艺作品中，有以言辞挑逗眼球者，谓之“吸睛”；有以耸听吸引网民者，名之“吸粉”，其中掺杂着**思欲的变态心理，以奢为荣的倒错心理，以及难以自圆其说的迷狂心理。那些玩世不恭的愤青话语，遮遮掩掩的皮里阳秋话语，孤狂自傲的放浪话语，以及夹杂极端欲望的下作话语，都可能成为虚假文艺的语言表现。于是，“独家解评”变成“独家胡言”，“特别报道”变成“特别作假”，“人物专访”变成“定制虚假”。实际上，文艺用语的“虚”并不是空虚，它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文艺用语的选择，必须有化虚为实的艺术，能把远的说近，使“和寡之曲”转化为“喜闻之乐”；能把近的说远，达到“咫尺有万里之势”，而不是“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能把虚的说实，达到“墨气所射，四表无穷”，而不是“乍笑心迷”“乍啼魂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社会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底线，讲论要鞭辟入里，咏物要卓然天成，述情要顺物法理，在虚实互动中达到和色以谕人、婉言以导人、赤心以动人。

（三）文艺话语方式的选择

文艺作品的话语选择是一个不断甄别和淘洗的过程，言说主体应努力走进生活，努力提高学养，达到言随意遣，言意吻合。“只有符号运用时语义明确、语构规范、并与接受者的符号系统相对应，符号才能发挥它的语用效果，符号才具有生命。”[131]可见，话语选择影响着意义表达的效果、思想传播的效果以及作品的社会效果。

选择适应社会需要的叙事方式。“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132]文艺要满足人民的需要，就要有合适的叙事方式。“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33]如果说古代巫祝史宗依靠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神秘信仰和社会意识，那么，在当今，我们的文艺话语就成了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但在当今多元思想交汇中，众星捧月式的话语表现不一定都是美的，曲高和寡式的文化不一定都是丑的，不能仅仅以拥有人数多寡作为衡量标准，而要结合社会需要做出科学的判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叙事形式，能表达最广大群众意愿的叙事形式，能追赶先进潮流的叙事形式，以及能反映当今科技发展新成果的叙事形式，都是广大群众期待的。相比之下，搅动社会渣滓的叙事形式，追捧社会逆流的叙事形式，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叙事形式，以及代表个人极端欲望的叙事形式，都是善良和正直的群众所不齿的。文艺叙事中，其为美者，或娓娓道来，或动人心魄，或言高趣远，或文丽旨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为丑者，或辞鄙理僻，或意拙情屈，或多生癣疥，或屡出差谬，具有强烈的比附性。良好的文艺叙事给人一种享受，它弘扬社会的真善美，揭露社会的假恶丑；不良的文艺叙事给人一种邪恶感，它言谈芜秽，驰骛流语，凿空生义，造成“虚美”与“隐恶”并存。因此，文艺用语之良窳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选择符合社会需求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就是主动适应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过程。现实社会中，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变化，口腹之欲、耳目之欲等与现实的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使文化需求的品位更高，此种情景要求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社会，适应群众需要，推出更多的佳作。

戒除不良表达方式和教条腔调。恩格斯在谈及《资本论》的一些译本的语言效果时说：“虽然他们想对《资本论》作一个简明通俗的概述，但同时却过于学究式地拘泥于叙述上的科学形式。我觉得由于这种毛病它们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对公众产生影响，而这类出版物本来就是为公众写的。”这里，恩格斯看到了语言表达对宣传效果的影响。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曾批评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词以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构建学术体系的做法。文艺创作的话语选择不能采取教条主义面孔，“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能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134]。要在实践中领会文艺的本质，用实践的原则和发展的原则对待文艺创作，“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135]。文艺创作的话语不能是教条式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是不行的。把文艺创作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它的品位和色调，更不是通过恶搞来激发人的变态心理，而是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重要表现。

摒弃浮躁心理和粗制滥造的作品。习近平同志谈到当下文艺工作者中的浮躁现象时指出：“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136]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单纯感官娱乐代替精神快乐的现象、花拳绣腿现象、投机取巧现象、沽名钓誉现象、自我炒作现象，都是文艺创作中的浮躁心理造成的。“浮”则不定，容易造成思想漂移，甚至出现立场摇摆；“躁”则不深，容易产生焦虑心理，甚至急功近利。当浮躁心理与不良欲望结合时，就会出现粗制滥造甚至严重诋毁主流价值观的作品。文艺工作者要有思想定力，要有意志定力，不能“著述专为稻粱谋”，不能“为学术而学术”“为文章而文章”，而要多出精品力作；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能置文艺道德于不顾，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信仰追求与文艺追求的统一，积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把追求价值作为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准则。“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137]现实生活中，媒体的多样性造成了创作主体和创作形式的多样性，文艺形态、文艺类型、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都在变化，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和阅读网络化，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挑战和问题，日益活跃的文艺队伍应该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力。网络作家不应沉溺于虚构作品而忽视现实，签约作家不应只顾签约数量而忘记创作质量，自由撰稿人不能只顾“自由”而不顾社会，独立制片人不应只顾利益而忘记义务。文艺创作不应是附庸风雅的事情，不应是个人自娱的事情，它应该是功在千秋利在群众的精神创造。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6页。

[14]杨柄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5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