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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观的矛盾性力量（第1页）

三、主观的矛盾性力量

宗教一旦产生，就有了某种反作用。马克思认为，即使达到了高度文明的民族，它也难以完全挣脱宗教或迷信的枷锁。“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向往，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和勇敢的行为。”[13]毋庸置疑，任何一种善良的宗教都以自己的说教劝人向善，不管它的愿望和出发点是什么样的，它都不会公然违背人类的意志，其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也有吞没永恒东西的火花，以及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的罪恶**。这种二重性的力量表现出双向的作用，“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14]，人成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的存在物，也是唯一的不配做上帝子民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宗教把婚姻解释为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种本质，表现出控制的力量与妥协的力量相互交织的状况，它“以致其中一种本质只同教会和个人的良心有关，而另一种本质则同国家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有关”[15]，两种力量方向的影响并没有消除固有的矛盾，而是在一些主要领域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信教的立法者，“他一方面竭力使婚姻失去其世俗性，另一方面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则竭力使婚姻的世俗性仅仅作为被容忍的一面时时受到限制，竭力去摧毁它的后果的罪恶反抗”[16]。从这里可以看出，宗教希望把自己装扮成无所不在的力量，进而掌控社会各方面，但是上帝的力量在尘世中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人人都迷信和崇拜他的，他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也必须做出不甘心的妥协让步。即使如此，宗教也没有忘记对世俗力量施加影响。表面上的妥协与心理上的控制经常在社会中演绎着。新旧教派的矛盾与冲突代表着激进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较量，旧的宗教派别希望维系自己的能量和生命力，尽管它很清楚仪式、教义、祈祷等活动不会使真理更加真实，不会使理智的人产生恐惧不安，它仍然极力维护宗教的控制力。新教的力量不在于是否承认上帝的权威，而在于这种权威的发挥方式怎样更有效，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都会对旧的宗教权威提出质疑和挑战，在宗教发展史上，守旧的力量与改革的力量是经常冲突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宗教在道德领域的二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印度斯坦宗教的双重表现时说：“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17]在宗教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下，一方面要宣扬道德的守望作用，另一方面要表达道德的变革作用，其目的是使世俗和天国都沾染上统治阶级的政治气息，以便将宗教的力量与世俗的力量都归拢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之下，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中，世俗力量、宗教力量以及不同的影响，都是官僚机构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普鲁士，“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国家，后者是在新教国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之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无效的”[18]。每一次宗教改革都是想强化自身的凝聚力或影响力，同样每一次宗教改革也可能因为派系分化斗争而削弱甚至完结自身的结合力。正如马尔库塞所言：“随着基督教道德的胜利，生命本能受到了歪曲和压制……于是压抑和剥夺便得到了辩护和肯定。它们被转变成了决定人类生存的控制力量、攻击力量。随着其社会功用的增长，进步必然就是进一步的压抑。”[19]就积极的一面，宗教改革能够使自身进一步适应世俗社会，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形成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力量；就消极的一面说，宗教改革显示出派别龌龊和思想矛盾，使世俗社会看到宗教的不良本质，进而产生思想和行为上的疏离。可以说，宗教的发展中总是伴随着双重作用——希望使人解脱却又给世人套上上帝的咒语，希望社会和谐却又用不完全和谐理念去诠释和实现，希望人们平等自由却又虚设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上帝权威，希望争取普遍的人权却又用蔑视人权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