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虚幻的和超验的力量
当人们的认识由现实转向神灵时,思想的虚幻和精神的超验性就出现了。“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8]这种企图通过迂回的精神寄托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充满了虚幻色彩,它认为人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有精神力量,目的是通过“某种超验性的力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人们便将自己的现实关系转化为某种形式的虚幻关系,自己的心灵也就寄托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了。而在实际上,人没有意识到,“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9]。这个想象出来的异己对象很完美、很高大,以至于无所不能,它是救世主的形象和世界主义的偶像,其超验性不难理解,“空虚早已存在,因为宗教是使人自我空虚的行为”,“宗教伪善、神学是一切其他谎言和伪善的蓝本”。在宗教迷雾的笼罩下,“中世纪的思想均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钳制,即人是有罪的,生于斯世就灾难深重,轻如火花一般地飞升消失;世界终究会达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并无自身的意义,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种序曲”[10]。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伪善和虚幻并不少见,不仅需要无产阶级理论家辩证地解读它,更需要工人阶级现实地对待它。“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1]回顾一下基督教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它在本国的驯顺表情与在中国传播时曾有的狰狞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到了今天,新教伦理也不曾放下干预他国事务的作态,在他国问题上指手画脚。
很多时候,它所标榜的慈悲情怀并没有温柔地和谐地表达出来,它所宣称的济世妙语也没有文明地谦恭地叙说出来。相反,每当不利于他们传递“福音”时,每当不利于他们表达上帝意志时,它就会撕下温柔的面皮,**裸地演绎出暴力事项。对于背叛神律的异端分子,会用残酷的手段扑灭他们,会“像杀狗那样杀掉他们”。这种状态,正如列宁描述的托尔斯泰文学中的矛盾一样,“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12]。为了掩饰自己的虚伪本质,统治阶级和宗教派别是煞费心思的,认为“天国感到高兴的不是诗人的诞生,而是误入迷途者的觉醒”。尽管宗教很虚幻,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现实。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遗余力通过宗教表达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奴隶或工人做温顺的听话者,宗教成了安慰他们的思想蓝本,但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却选择了另一个途径。两种思维,两种方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